刑事辩护

某市公安局原网安支队政委卢某某（化名），在担任分局副局长期间，多次为朋友阮某、刘某向辖区内一家房地产企业老板金某（化名）“打招呼”，帮助他们顺利承接沥青、消防等工程，合同金额累计超2300万元。事后，卢某某先后收受二人所送现金、手机及旅游费用等，折合人民币近58万元。

案发后，卢某某及其辩护人辩称：“金某是民营企业主，不是国家工作人员，我通过他帮忙，不属于利用职务便利，最多算‘人情往来’。”然而，法院最终认定：这正是典型的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”实施的受贿行为，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，并处罚金25万元。

这起案件清晰传递了一个信号：公权力一旦介入商业活动，哪怕中间隔着“非公职人员”，只要存在制约关系，照样构成受贿！

案情还原：一个“招呼”换来几十万，背后是权力变现

卢某某长期在公安系统任职，分管法治、经侦等工作，对辖区内企业具有直接监管权。金某的企业不仅从事房地产开发，还因涉嫌串通投标被卢某某所在分局立案调查——金某的经营命脉，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卢某某的职权。

正因如此，当卢某某开口“推荐”朋友承接工程时，金某不敢拒绝。

• 2016年起，卢某某多次向金某“打招呼”，让朋友阮某拿下年业务量200多万元的沥青供应项目；

• 2018年底，又为另一朋友刘某争取到2100多万元的消防通风工程。

作为回报，阮某、刘某先后送给卢某某现金、港币、高端手机及旅游费用，总值近58万元。这些“感谢”，表面看是朋友间的馈赠，实则是以工程项目为媒介的权钱交易。

更关键的是，卢某某并未直接审批工程，而是通过对企业有生杀大权的“影响力”，迫使民企老板配合——这种“曲线收钱”模式，一度让人误以为“钻了法律空子”。

李荣维律师分析：民企老板虽非公职，但“被管理”就是“被制约”！

本案争议焦点在于：通过非国家工作人员（如企业老板）为他人谋利，是否属于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”？

李荣维律师分析指出：

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，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对其监管范围内的企业或个人具有行政管理关系，且该对象有具体事项受其职权影响，就构成‘职务上的制约关系’。
本案中，金某的企业正在接受经侦调查，日常经营又涉及公安审批（如特种执照、车辆违章处理等），卢某某一句话就能决定其‘顺’还是‘难’。这种压力下，金某‘自愿’配合，实则是被迫服从。”

李荣维律师认为，将此类行为排除在受贿罪之外，等于为腐败分子开辟“绿色通道”。法律早已明确：公权力不能用于干预市场公平，更不能成为私人牟利的工具。

李荣维律师提醒：三类“看似间接”的行为实则高危！

许多公职人员误以为“我没直接收钱”“我没批文件”就安全，实则大错特错。李荣维律师提醒：

1. “打招呼式”干预
   向管理服务对象（如企业、个体户）推荐特定人员承接业务、供货、合作，即使未明示回报，只要后续收受财物，即可能构成受贿。

2. “借民企之手”行权
   利用对企业的监管权、处罚权、审批权，迫使其为第三方提供利益，再从第三方收钱——这是典型的“两段式”权钱交易。

3. “人情往来”掩盖利益输送
   以朋友、老乡、同学等名义收受财物，若对方业务与你职权相关，且金额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（如单次超3万元），司法机关可直接推定为受贿。

“别把‘非公职人员’当成挡箭牌。”李律师强调，“只要你的权力能影响他的生意，你们之间的‘合作’就可能是犯罪。”

特别解读：为何不适用“斡旋受贿”而定普通受贿罪？

有人提出：卢某某并未直接使用自己职权，而是通过金某实现目的，是否应定“斡旋受贿”（刑法第388条）？

李荣维律师解释：

“斡旋受贿适用于无隶属、制约关系的情况，比如A部门官员找B部门熟人帮忙。
但本案中，卢某某对金某有直接的行政管理与制约关系——金某的企业正在被其分局调查，日常运营也依赖其职权支持。
因此，金某不过是卢某某行使权力的‘延伸工具’，本质仍是利用自身职务便利，故适用普通受贿罪（刑法第385条），刑罚更重。”

这一认定体现了司法对“实质权力控制”的精准把握：形式上的“间接”，掩盖不了实质上的“直接支配”。

结语：公权力姓“公”不姓“私”，莫把辖区当“自留地”

卢某某案警示所有公职人员：
✅ 你的职权范围，不仅是你“能管什么”，更是你“不能碰什么”；
✅ 任何试图通过“中间人”“民营企业”“朋友合作”等方式变现权力的行为，都逃不过法律的穿透审查；
✅ 真正的廉洁，是连“打个招呼”的念头都不能有。

对企业经营者而言，也应清醒认识到：靠“关系”拿项目，终将付出代价；唯有公平竞争、合法经营，才是长久之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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