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国企分公司原副总经理唐某甲（化名），在十余年间，以“入股分红”“借款收息”为名，先后收受他人财物近700万元。他辩称：“我投了钱，拿的是合法收益。”但法院最终认定：这些所谓的“投资回报”，实则是披着民事外衣的权钱交易，构成受贿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，数罪并罚获刑十一年六个月。
这起案件给公众敲响警钟：当权力与金钱以“合作”“借贷”“分红”等名义结合时，极可能已滑入犯罪深渊。
2009年，商人陈某某（化名）因长期依赖唐某甲在资金、合作等方面的支持，提出让唐某甲“入股”其油厂项目。唐某甲未实际出资，却在2009年底和2010年初，通过妻子账户两次收取所谓“分红”共计150万元。
更讽刺的是，同期唐某甲每年春节还照常收受陈某某“拜年红包”57万元。法院查明，所谓“入股”纯属虚构，既无协议、无股权登记，也未参与经营——这150万元，不过是长期行贿的“升级版”。
2013年，另一名商人董某某（化名）同样因唐某甲在指标分配、款项拨付上的关照，被“主动”借出50万元。双方约定年利率24%，按复利计算。然而，董某某的小贷公司当时资金充裕，根本无需这笔钱。50万元到账后，也从未用于公司经营。
四年后，董某某归还本金50万元，并支付“利息”73.2万余元。但他在证言中坦言：“这是借‘利息’之名，送钱感谢他的帮助。”
唐某甲的胞弟唐某乙（化名）曾任某区城投公司董事长、管委会书记。2013年，唐某甲得知弟弟单位有一重大工程项目，便主动牵线，带商人张某等人前往考察。
尽管张某公司不具备投标资质，唐某乙仍违规允许其挂靠其他公司参与竞标，并在仅有两家单位参选（低于法定三家）的情况下，谎报流程，助其中标2亿多元工程。
事后，张某承诺给唐某甲“干股”。唐某甲担心直接收钱违法，便“象征性”投入50万元，声称“入股”。但该款未计入项目股份、未用于工程支出、未承担任何风险。2017年，项目盈利后，张某直接送给唐某甲200万元，并约定“暂存我处，按融资利率计息”。
案发后，唐某甲慌忙退还80万元，并伪造“借款协议”企图掩盖事实，但为时已晚。
面对“这是合法收益”的辩解，法院为何仍定罪？
李荣维律师分析指出：
“最高法、最高检明确规定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，以‘投资’‘借款’为名收受财物，若未实际出资、或回报明显高于正常收益，即应认定为受贿。
本案中，唐某甲的三笔‘收益’均不符合市场逻辑：
未出资却拿150万‘分红’；
对方无资金需求却收73万‘高息’；
‘入股’不担风险、不分担亏损，却独享200万‘利润’。
这不是投资，而是用权力兑换现金的精密设计。”
李荣维律师认为，此类“隐形贿赂”危害更大：它规避了传统收钱的痕迹，利用民事合同制造“合法假象”，极具迷惑性，必须依法穿透识别。
许多公职人员或企业人士误以为“签了合同就安全”，实则不然。李荣维律师提醒：
“空手套白狼”式入股
未实际出资、未参与管理、不承担风险，仅因身份特殊就获得高额“分红”，属于典型受贿。
“强塞借款”收高息
在对方无资金需求、款项未实际使用的情况下，收取远超市场利率的“利息”，本质是变相索贿。
“亲属搭桥”谋私利
利用近亲属职权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（如违规中标、特批许可），即使自己未直接收钱，也可能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。
“法律看实质，不看形式。”李律师强调，“只要财物与职权存在对价关系，无论包装成什么名目，都难逃法网。”
案发后，唐某甲退还部分款项，并辩称“已归还，不应算犯罪”。但法院明确：退赃不影响定罪，仅作为量刑从轻情节。
李荣维律师解释：
“受贿罪侵害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。一旦权钱交易完成，犯罪即已既遂。事后退赃，只能说明悔罪态度，不能否定行为违法性。
更何况，唐某甲是在‘同伙落马’后才匆忙退钱，明显是为逃避侦查，主观恶性更深。”
这一认定警示：莫存侥幸，勿待东窗事发才“亡羊补牢”。
唐某甲案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某些人如何将公权力“证券化”“金融化”：用“投资”掩盖索贿，用“利息”包装受贿，用“亲情”打通利益链。
但法律早已划清红线：凡是以职权为筹码换取经济利益的行为，无论形式多么“市场化”，本质都是腐败。
对公职人员而言，务必做到： ✅ 不接受任何与职权相关的“投资邀请”； ✅ 不向管理服务对象出借资金收取高息； ✅ 不利用亲属职权为他人谋利。
对企业经营者而言，也应明白：靠“关系”拿项目，终将付出法律代价；唯有合规经营，方能行稳致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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