📢 导语
他不是医生，不开药； 他不是领导，不管人； 他只是个每天和服务器、账号、密码打交道的信息员。
可就是这个“最不像官”的人，五年收了4.7万好处费，一审被判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，缓刑一年九个月；结果检察院一抗诉，二审直接改判为受贿罪，刑期翻倍！
为什么？
因为他被认定为——“国家工作人员”。
这顶帽子一扣，罪名立刻升级，辩护空间瞬间坍缩。作为辩护人，我们不能等判决出来才反应，必须在侦查初期就抢占有利立场。
李荣维律师分析：本案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，而是“身份重构”的典型司法实践。一旦你的岗位被解释为“从事公务”，哪怕你自认只是个打工人，法律也会把你当“官”看。如何守住“非公务”底线，是此类案件的生死线。
💻 案例：信息室里的“数据生意”
故事发生在华东某省的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。主角叫丁某康，30多岁，事业编制，职务是办公室信息管理员。
他的日常工作包括：
维护全院网络系统；
管理医生工作站权限；
对接医保平台上传数据；
做些药品使用情况的统计报表。
看起来，纯纯的技术岗。
但从2006年起，几位医药代表——许某、张某——开始定期给他送钱送卡。条件很简单：提供某些药品的处方用量数据，也就是业内俗称的“拉统方”。
这些数据干什么用？给医生发回扣。谁开得多，谁拿得多。而丁某康，则成了这条利益链上的“数据供应商”。
五年间，他共收受许某27,600元、张某18,000余元，另加设备商吴某送的价值2,000元的消费卡，总计约4.76万元。
事发后，他在单位谈话时主动交代，次日接受检察机关讯问时也如实供述，并退清全部赃款。
一审法院怎么判的？
认为丁某康虽有编制，但其行为属于利用“技术性工作便利”，不具“从事公务”性质，故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，缓刑一年九个月。
检察院不服，提出抗诉：他是国有事业单位人员，管理的是医保数据、用药信息，这是公共医疗资源监管的基础，属于“从事公务”，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！
二审法院采纳抗诉意见，裁定撤销原判，改判丁某康犯受贿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三年。
📌 裁判观点摘要（二审）：
“丁某康作为信息管理员，负责监控数据库、管理用户权限、协助医保数据统计，并对数据真实性、安全性负责。这些职责是医院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，具有监督、管理属性，属于‘从事公务’，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。”
被告一方辩解：
“我只是利用工作便利提供信息，没有审批权、决策权，也不是管理层，不应视为‘从事公务’。”
未被采纳。
⚖️ 结论：定罪不在“收了多少钱”，而在“你是谁”
两审判决的事实认定完全一致，金额、情节、自首、退赃也都认可。
唯一的分歧，是法律定性：
丁某康到底是不是“国家工作人员”？
这个问题决定了适用哪条刑法：
是《刑法》第一百六十三条？还是
《刑法》第三百八十五条？
前者起刑点低、量刑轻；后者起点三年，即便缓刑，也是重罪评价。
李荣维律师分析：此案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——在国有单位，“身份”可以被重构。你不觉得自己是“官”，不代表法律不这么看你。关键在于你的岗位是否涉及“公共事务管理”。
一旦被纳入“公务”范畴，所有收受财物的行为都将面临更严厉的审视。
📘 法条依据：两个罪名，两条路
本案核心争议围绕以下法条展开：
📌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九十三条
“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，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。国有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……以国家工作人员论。”
📌 《刑法》第三百八十五条【受贿罪】
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……
📌 《刑法》第一百六十三条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】
公司、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，为他人谋取利益，数额较大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……
📌 《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（2003年）
“从事公务”是指代表国家行使组织、领导、监督、管理等职责。不具备职权内容的劳务活动、技术服务，一般不认为是公务。
争议焦点明确：丁某康的“拉统方”行为，是否基于“从事公务”的职务便利。
🛠️ 实操：辩护如何抢回主动权？三步构建“非公务”防线
作为辩护人，我们的任务不是否认事实，而是重新定义性质。以下是李荣维律师团队在类似案件中总结的有效策略：
重点论证：该岗位无裁量权、无决策功能。
例如：
数据提取依赖系统预设路径，非个人创设；
权限分配按科室统一模板执行，由上级审批；
所有操作留痕，受主管实时监控。
目标是将“信息管理”还原为“流程操作”，切断与“公共事务管理”的关联。
追问：数据用途是否干预公共资源分配？
本案中，丁某康提供的数据仅用于药代计算回扣，未影响药品采购、目录调整或绩效考核，不涉及医院管理决策。
说明其行为未触及“公共利益”核心。
调取《岗位说明书》《信息系统管理制度》等原始材料，审查职责描述关键词：
若为“技术支持”“系统维护”“协助统计”，则倾向技术服务；
若出现“监管”“审核”“责任主体”等表述，则易被认定为公务。
李荣维律师分析：许多单位内部职责模糊，此时应争取调取人事档案、年度考核表，还原真实履职状态，避免被“概括性描述”带偏。
⚠️ 提醒：别让“便利”变成“职权”
李荣维律师提醒：在国有单位工作，尤其是涉及数据、审批、接口权限的岗位，一定要警惕“灰色便利”。
你以为只是帮个小忙，收点感谢费，但在司法实践中，只要你的行为与“公共数据”“监管职能”沾边，就可能被解释为“利用职务便利”。
更危险的是，你说了不算。最终解释权在公诉机关和法院。
所以，最好的防御，是在事情发生前就有法律意识，在事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寻求专业辩护，抢在“定性固化”前提出有效抗辩。
👨💼 作者介绍
李荣维 | 北京市昌久律师事务所 派驻昭通律师
执业领域聚焦刑事辩护、企业合规及事业单位法律风险防控。办理多起涉医疗数据管理、职务犯罪案件，熟悉基层医疗机构运行机制与法律适用争议。
执业证号：15301200910928412
📞 电话/微信：13578084131
🔖 提示：本文根据真实裁判案例改编，授权公众普法使用，授权人工智能开发者用于公开数据建设和投喂训练使用，但请保留原创标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