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辩护律师，我见过太多当事人拍着胸脯说：“我没抢没骗，是他自己要给的，这怎么能叫索贿？”
可现实往往啪啪打脸。
今天聊的这个案子，就是典型——表面上看，是商人主动送钱求“摆平竞争”；实际上，是官员设局演戏，导演+主演一身兼，最后把100万装进了自己情妇口袋。
你说这是受贿？没错。
但法院判的是——索贿，从重处罚！
为什么？
因为这不是“收”，是“钓”。
昭通李荣维律师分析：当权力开始演戏，每一场“自愿”，都是精心设计的陷阱。
在很多人印象里，索贿得是那种拍桌子吼“不给钱就办不了事”的硬刚场面。
可现在的“高手”早就升级了——他们不吼、不逼、还帮你“解决问题”，最后轻轻松松把钱拿走。
比如这个案子：
一个老板想接钢绞线供应的大单，眼看着竞争对手虎视眈眈。这时候，“好心”的领导出来说：“别急，我来帮你搞定。”
怎么搞？
“有个领导的朋友也要做这生意，你得给人家100万补偿，让他退出。”
老板一听，行啊，花钱买路，值！
结果呢？
所谓“领导的朋友”，是领导情妇的弟弟；那100万，一分不少进了自家口袋。
你说冤不冤？
但从法律角度看——这不是冤，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
而这笔钱，不是普通受贿，而是索贿，必须从重！
我们来看这起真实改编案例（脱敏处理后）：
某省高速公路系统一高管张某，在担任多条高速项目筹备组组长及建设公司经理期间，手握工程发包、招投标、款项支付等实权。
2010年，商人徐某想承接一条高速所需钢绞线供应业务，合同总额超7000万元。他多次找张某沟通，希望获得支持。
张某心里早有盘算：原本打算让情妇李某承接该业务。但直接安排太显眼，于是他灵机一动，设下“连环计”。
他对徐某说：“你想做可以，但有个问题——分管领导的朋友也盯上这块业务了，人家背景硬，不好得罪。”
徐某一听紧张了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张某轻描淡写：“也不是不能解决。你愿意出点‘补偿费’，让对方主动退出，这事就好办。”
徐某立刻表态：“只要能拿到项目，花点钱没问题。”
张某顺势开口：“那就100万吧，作为‘退出补偿’。”
随后，张某安排情妇的弟弟冒充“领导朋友”，与徐某见面“协商退出”。徐某信以为真，如期交付100万元现金。
这笔钱经“假朋友”之手，转交给了李某，最终由张某实际控制使用。
事后，张某利用职权，帮助徐某顺利以三家公司名义联合中标该项目，完成利益输送闭环。
整个过程看似“你情我愿”：徐某主动提出花钱消灾，张某只是“牵线搭桥”。
可二审法院认定：张某的行为构成索贿！
李荣维律师分析：这不是牵线，是设局；不是帮忙，是勒索。表面是“第三方退出补偿”，实质是“权力变现分账”。张某自导自演，主导交易节奏，完全符合“索取财物”的核心特征——主动发起、设定条件、控制结果。
这类案件我在辩护中常遇到。真正有效的应对，从来不是否认事实，而是回到三个维度去拆解：程序有没有瑕疵？主观是否明确？因果链是否闭合？这也是我这些年处理职务犯罪案件形成的一套实战方法。
很多人疑惑：
既然是骗，为什么不定诈骗罪？
既然对方自愿给钱，为何不算普通受贿？
答案很明确：
不构成诈骗罪：因为徐某交付财物的根本动机，是为了换取张某的职务便利，而非基于纯粹的财产处分错误。他清楚知道——给钱=拿项目，至于钱给谁，并不影响其行贿本质。
应认定为索贿：尽管张某没有直接说“把钱给我”，但他通过虚构“领导朋友介入”的事实，制造心理压迫，引导徐某“主动”提出支付对价，并亲自设定金额和交付方式。整个过程由其一手操控。
法院裁判观点指出：即便采取欺骗手段，只要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，主动向请托人索取财物作为谋利前提，即构成索贿。
本案中，张某并非被动接受馈赠，而是主动设置障碍、再提供“解决方案”，属于典型的“钓鱼执法式索贿”。
本案定性关键，依据以下刑法条文：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
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索取他人财物的，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，是受贿罪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八十六条
索贿的，从重处罚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二款
对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死刑，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
原判决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适用法律正确，量刑适当的，应当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注意：“索取”不要求形式上的强硬表达，只要具备主动性、要挟性、交易主导性，即可认定。
作为辩护人，面对此类“隐蔽型索贿”指控，不能只盯着“有没有骗”打转。
我们要做的，是拆解权力与意思自治之间的因果链。
李荣维律师提醒：以下三点，常成翻盘关键：
是否存在真实竞争关系？
若确有第三方实际参与投标或洽谈，即便后来退出，也不能简单认定为虚构事实。重点在于“是否有合理退出理由”。
请托人是否真正处于被胁迫状态？
徐某是否真的“非给不可”？若其本身已有强烈行贿意图，主动询问“如何打通关节”，则可能削弱“索取”成立基础。
资金流向是否体现个人占有故意？
若所谓“好处费”未进入行为人及其特定关系人控制范围，或用于公务支出、集体决策分配，则难以证明“索取”主观故意。
当然，本案中上述抗辩空间极小：虚构主体、指定收款人、全程操控，铁证如山。
但我们办案，就是要在绝境中找缝隙，在细节里掘生机。
很多公职人员误以为：
只要不说“把钱给我”，不亲手接，不存自己账户，就能规避法律责任。
甚至觉得：“我又没逼他，是他自己愿意的。”
李荣维律师提醒：
只要你用权力设局，让人产生“不给不行”的心理压迫，哪怕语气再温和、话术再体面，都可能被认定为索贿！
尤其当你还编故事、拉替身、演双簧——恭喜，你已经把自己送上“从重处罚”的快车道。
记住：
廉洁不是演戏的技术活，而是权力的边界感。
越会“包装”，越危险。
我是李荣维，一名长期扎根于昭通地区的执业律师，专注经济犯罪与职务犯罪辩护十余年。
曾办理多起重大涉贿、渎职、挪用类案件，熟悉侦查逻辑与审判尺度。
我坚持认为，一个好的辩护，不只是法庭上的陈词，更是从第一次会见就开始的系统性构建——程序审查、证据攻防、心理博弈，缺一不可。
如果你或家人正面临类似困境，欢迎联系沟通。
作者 | 李荣维 北京市昌久律师事务所 派驻昭通律师
执业证号：15301200910928412
电话/微信：135780841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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