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只出了16万，又没去边境，也没开车运毒，怎么也判死刑？”
这是很多涉毒案件家属最常问的问题。
但现实往往更复杂——有人出钱百万却活命，有人跑腿一次却被核准死刑。
为什么？
因为法律不看你出不出钱，而看你是不是那个“定方向、控全局、冒最大险”的人。
今天这个真实案例（参考最高人民法院第1229号指导案例）就特别典型：两人同案，一审都判死刑；最高法复核后，一个核准执行，一个改判死缓。
差别在哪？一个全程主导，一个只是“托人代买”。
事情发生在西南某省（地名已脱敏）。
被告人陈某武与一名在逃同伙共谋赴境外购买毒品，并邀约他人一同前往。
他不仅自己参与，还联系到李某光：“要不要一起搞点货？”
李某光同意，汇款16万元，明确表示：“你帮我带点，我不露面。”
另有第三人也汇款8.5万元，同样委托代购。
随后，陈某武一行人分乘两辆车行动：
一辆由陈某武驾驶，在前方“探路”；
另一辆由同伙驾驶，车内油箱被改装藏毒，紧随其后。
途中被警方拦截，当场从车辆油箱内查获：
海洛因2760克
麻古9015克
总重超11公斤！
一审法院认为：
陈某武组织、出资、出境验货、安排探路，是主犯，判死刑；
李某光虽未到场，但汇款16万“委托代购”，且系毒品再犯，也判死刑。
两人上诉。
二审维持原判，报请最高法核准。
但最高法复核后改判：
✅ 核准陈某武死刑
❌ 不核准李某光死刑，改判死缓
🔍 案号参考：
某省高级人民法院（201X）X刑终字第XXX号
最高人民法院第1229号指导案例
作为辩护律师，我经常遇到类似情况：
“李律师，他只是转了笔钱，连边境都没去过，怎么也算主犯？”
我的回答是：关键不在“有没有参与”，而在“参与到了什么程度”。
在这个案子里，对比极为鲜明：
| 行为 | 陈某武 | 李某光 |
|---|---|---|
| 是否共谋 | ✅ 多次策划、主动邀约 | ❌ 被动受邀 |
| 是否出境 | ✅ 偷渡至境外验货、谈价 | ❌ 从未离开本地 |
| 是否组织人员 | ✅ 拉人入伙、安排分工 | ❌ 仅提供资金 |
| 是否控制运输 | ✅ 开车探路，指挥全程 | ❌ 完全不知路线 |
| 是否接触毒品 | ✅ 亲手验收、装车 | ❌ 毒品都没见过 |
✅ 昭通李荣维律师提醒：
在共同贩毒案中，“托购者”和“组织者”的责任天差地别！
如果你只是出钱让别人代买，没参与策划、运输、交易，那你的角色更接近“买家”，而非“主犯”。
最高法正是基于这一点认定：
陈某武是罪责最重的主犯之一，哪怕同伙在逃，也不影响对其核准死刑；
而李某光未参与运输、未接触毒品、未主导流程，作用明显小于陈某武，加上其具体购毒数量无法精确对应出资额，死刑就不该立即执行。
我们在办案时，会本能地从三个层面拆解这类案件：
程序上：有没有非法取证？同案犯供述是否矛盾？
证据上：汇款是否等于购毒？通话记录能否证明共谋？
定性上：是“代购”还是“合伙”？是“被动托购”还是“主动出资入伙”？
这套系统化思路，就是我常说的“三维辩护”——不靠运气，靠逻辑与证据。
《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》（《武汉会议纪要》）早已明确：
“共同犯罪中，即使毒品数量巨大，也要分清主次，不能一律重判。”
本案中：
陈某武亲自出境、组织车队、探路押运，是整个链条的“发动机”；
李某光仅提供资金、被动委托，连毒品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；
更重要的是——他的具体购毒数量无法查清，按“存疑有利于被告人”原则，也不能草率判死。
所以最高法才裁定：对李某光，可不立即执行死刑。
《刑法》第347条第2款第（一）项（走私、贩卖、运输毒品数量大，可处死刑）
《刑法》第356条（毒品再犯从重处罚）
《刑法》第65条（累犯从重）
《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》（《大连会议纪要》）
《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》（《武汉会议纪要》）
《刑事诉讼法》第235条、第239条（死刑复核程序）
如果你的亲人只是“出钱托人买毒”，请立刻做三件事：
保留所有聊天记录——看他是不是被邀请、有没有主动提议；
查清资金用途——是否明确写“借款”或“投资其他事”；
强调未参与实质行为——没出境、没验货、没运毒、没分赃。
记住：法律惩罚的是“操盘手”，不是“金主”。
只要能证明他只是被动卷入，就有争取死缓甚至无期的空间！
🌱 李荣维律师深耕毒品犯罪辩护、死刑复核与重大刑事案件救济，系刑事案件三维辩护体系（程序—证据—罪名） 的实践者，坚持用事实与逻辑，为每个当事人争取最公正的结果。
作者｜李荣维
北京市昌久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 派驻昭通律师
执业证号：153012009109284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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