#故意杀人罪 #正当防卫 #死刑复核 #证据确实充分 #排除合理怀疑
本文解析一起发生在监狱内的命案：被告人甲与被害人因琐事争执，持木锤猛击对方头部致死。一、二审均认定构成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。但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发现，虽杀人事实清楚，但不能排除被害人先持刀侵害、甲系防卫过当的可能，且关键伤痕成因存疑，遂以“部分事实不清、证据未达确实充分”为由，不核准死刑，发回重审。此案彰显了死刑案件“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人”的严格证明标准。
2011年5月22日中午，服刑人员甲（多次犯罪，正在服刑）与同监区服刑人员乙（56岁）在监狱生产车间操作间午餐饮酒后休息。二人因琐事发生口角。随后，甲持现场木锤多次击打乙头部，致其当场死亡。甲随后用自制菜刀割颈自杀未遂。
尸检显示：
乙系钝器击打头面部致颅脑损伤死亡；
乙颈部有10处平行切割创，鉴定意见为“生前形成，倾向于自伤”；
甲颈部有27处缝合创口，鉴定称“自伤可以形成”，但未排除他伤可能。
甲到案后始终供述：乙先持菜刀划其颈部，其为自卫才拿木锤反击。一审、二审均认为该说法无证据支持，认定甲构成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。
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：现有证据不能排除甲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，全案未达到死刑案件“证据确实、充分、排除合理怀疑”的标准，裁定不核准死刑，发回重审。
在故意杀人基本事实清楚的前提下，若存在不能排除的防卫可能性，是否还能适用死刑？
防卫性质属于影响定罪量刑的关键事实，必须查清
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五十五条，“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”是“证据确实、充分”的核心要求。行为是否具有防卫性质，直接关系到罪过形式（故意 vs 过失）、违法性阻却及量刑轻重，属于必须查明的要件事实。
现有证据无法排除“被害人先实施不法侵害”的合理怀疑
被害人颈部多处切割创：呈“试切创”特征（浅表、平行、拖刀痕向右），符合自伤习惯，但为何自伤后立即遭锤击？逻辑上存疑。
被告人颈部创口分布异常：正中喉结处有多道平行创，法医专家指出：“自伤难以形成颈部正中创口，更可能系他人所为”。
现场血迹分布与供述吻合：喷溅血迹集中在料堆与木板，与甲所述“乙压身持刀行凶，其从操作台下取锤反击”过程一致，增强供述可信度。
不能因“无目击证人”就否定防卫可能
案发于封闭监舍，仅二人在场，属典型“一对一”情形。此时，被告人稳定供述若能得到部分客观证据印证，即应视为合理怀疑，不得简单以“无其他证据佐证”为由否定。
死刑适用必须坚持最高证明标准
即便杀人手段残忍、后果严重，只要关键情节存在合理怀疑，就不能适用死刑。最高法强调：“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人”是死刑复核的铁律。
💡 核心观点：
“事实清楚”不等于“所有细节都确定”。在死刑案件中，只要存在一个足以影响定性或量刑的合理怀疑，就必须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。
本案揭示了司法实践中对“证据确实、充分”的误读：许多法院将“基本事实清楚”等同于“全部事实无争议”，忽视了防卫、激情、受虐反杀等情境因素对主观恶性的消减作用。
最高法的裁定传递明确信号：即使被告人是累犯、在服刑期间作案，也不能降低证据标准。程序正义与实体公正必须并重。
对辩护而言，面对类似“封闭空间命案”，应重点挖掘：
被害人是否有攻击性前科或当时异常行为；
双方伤痕的位置、方向、深度是否符合互殴或单方攻击；
现场物证（如血迹、工具位置）是否支持被告人陈述。
对侦查机关：
在无目击证人的命案中，应委托多名法医独立出具伤痕成因分析，避免单一“倾向性意见”导致事实认定偏差。
对检察机关：
审查起诉时，应对被告人提出的防卫、激情等辩解进行实质性核查，而非仅以“无证据支持”一概驳回。
对审判机关：
死刑案件应建立“合理怀疑清单”，逐项论证能否排除，确保每一份死刑判决经得起历史检验。
当前对“防卫性质”的证明责任分配仍不明确。建议：
在司法解释中明确：被告人提出防卫主张并提供初步线索的，控方负有排除该可能性的举证责任；
推广“专家辅助人”制度，允许辩方聘请法医、痕迹专家出庭质证；
建立“死刑案件证据瑕疵自动触发复核机制”，凡存在重大疑点的，一律报请最高法审查。
注：本案发回重审后，若能进一步查明颈部创口成因，或可准确认定甲是否构成防卫过当。即便最终仍定故意杀人罪，也可能因“事出有因”而改判死缓或无期。
李荣维
北京市昌久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 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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