🔍 关键词
#贩卖毒品罪 #运输毒品罪 #共同犯罪 #上下家 #死刑适用 #武汉会议纪要
本文解析一起重大毒品犯罪案件，聚焦司法实践中的核心难题：当多名被告人之间既有共同犯罪关系，又存在毒品“上下家”交易时，如何科学区分罪责、精准适用死刑？为何同案三人贩毒数量均超4000克，最终仅两人被执行死刑？
2011年11月至2012年10月，被告人甲（女）在某市租用多处房屋作为贩毒窝点，纠集多人为其交接毒品，以每克约500元的价格向十余名吸毒人员零包贩卖甲基苯丙胺（冰毒）800余克。2012年6月，甲与被告人乙商定合作贩毒，由乙提供货源，甲负责销售，利润分成。同年10月，二人决定扩大规模，共同出资购买大宗毒品。
乙随即联系被告人丙（广东某地毒贩），约定以每克220元价格购买甲基苯丙胺4000克，并先行支付现金80万元及银行转账近8万元。丙收款后，两次购得毒品，并指使他人将毒品伪装在茶具中，分两批通过物流寄往某市。
2012年10月17日，甲指派马仔接收第一批毒品（1980余克）时被警方当场抓获，随后在其住处查获毒品130余克。同日，乙被抓获，警方在其住所及指定地点共查获毒品1900余克。10月19日，第二批邮寄毒品（2149克）在物流公司被截获。10月30日，丙在广东落网。
全案共查实甲贩卖毒品5145克，乙4591克，丙4130克，三人均系主犯。
在共同犯罪与上下家关系交织的情形下，如何区分各被告人的罪责大小？
毒品数量均远超死刑标准，为何对其中一名被告人改判死缓？
关于共同犯罪与上下家关系的认定
甲与乙最初为上下家关系，后发展为共同出资、共担风险、共享利润的紧密型共同犯罪，二人在犯罪中地位、作用基本相当，均系主犯。丙则为单纯上家，与甲、乙构成上下家关系。
关于死刑适用标准
根据《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》（即《武汉会议纪要》），对同一宗毒品的上下家，若毒品数量达到“巨大以上”，应综合考量：
本案中：
最高人民法院据此核准对甲、乙执行死刑，对丙改判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。
甲系本地毒品网络核心，组织严密、下线众多，长期零包贩卖，社会危害极大；
乙主动联络甲合作，掌控毒资，积极向上家约购，主导大宗毒品流入；
丙虽为上家，但系被动响应乙的购毒请求，获利较少，且未直接参与本地分销。
谁主动发起交易；
谁控制毒资与货源；
谁掌握销售渠道；
谁对促成交易起主导作用。
💡 核心观点：
死刑不是“按量分配”，而是“按责裁量”。毒品犯罪中，谁掌控链条、谁制造风险、谁扩大危害，谁就承担最重刑罚。
本案突破“唯数量论”误区，体现死刑适用的精细化：甲虽非最大毒枭，但其构建的本地分销网络具有高度隐蔽性与扩散性，零包贩卖直接毒害基层社会，属重点打击对象；乙作为资金与货源枢纽，推动大宗毒品跨省流动，罪责突出；而丙作为中间倒卖者，虽涉毒量大，但缺乏主动性与终端控制力，罪责相对较小。
《武汉会议纪要》在此案中得到精准适用：“主动约购者优先担责” 原则清晰落地。乙主动找丙购毒并预付全款，丙仅是“接单—转购—发货”的中间环节，故其促成作用弱于下家。
死缓判决并非“轻纵”，而是体现“少杀、慎杀”刑事政策。对罪责次之但无从宽情节者，死缓既保持高压震慑，又留有改造余地。
对司法机关：
办理毒品共同犯罪案件时，应绘制“犯罪结构图”，厘清各人角色（组织者、出资者、运输者、销售者、上下家），避免简单以数量定生死。
对辩护律师：
重点挖掘被告人在交易中的被动性、辅助性证据（如受指使、无决策权、未获利等），并对照《武汉会议纪要》论证罪责相对较轻。
对公众警示：
零包贩卖看似“小打小闹”，但因面向终端吸毒者，社会危害性极强，司法实践中常被从严惩处，切勿心存侥幸。
当前毒品犯罪呈现“分工细化、远程交易、物流寄递”新特点，建议：
完善对“居中倒卖型”上家的量刑指引，明确“被动响应”与“主动兜售”的界限；
探索建立毒品犯罪“罪责评估模型”，将组织层级、地域影响、再犯风险等纳入量化指标；
加强对物流、支付平台的监管协作，从源头阻断毒品流通渠道。
李荣维
北京市昌久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 律师
电话：13578084131（微信同号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