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反腐高压下，一些公职人员和配偶联手，打着“礼尚往来”“业绩奖励”的幌子，大肆敛财。江苏省一起典型案件中，审计署驻上海特派办原副特派员丁某圣（化名）与其妻王某（化名）——广发银行上海分行原营销部总经理，十年间共同收受他人财物744万余元，并由王某单独套取银行营销费用1228万余元。法院最终认定：所谓“互赠礼物”实为双向权钱交易，“营销费用”实为公共财产，二人行为分别构成受贿罪与贪污罪。
这起案件不仅揭开了“夫妻共腐”的隐蔽操作，也划清了三条关键法律红线：人情往来与受贿的界限、特定关系人共同犯罪的认定、以及银行营销费用的法律属性。
2011年起，商人何某（化名）因企业融资需求，结识时任审计高官丁某圣及其在广发银行任职的妻子王某。丁某圣利用其影响力，协调银行系统为何某公司获取大额贷款；王某则利用职务便利，直接推动贷款审批。
作为回报，何某连续多年向丁某圣夫妇赠送现金、名牌手表、高档普洱茶等，总值345万余元。而丁某圣夫妇也“投桃报李”，为何某介绍人脉、协助其子女入学等，并回赠部分礼品。
表面看，这是“你来我往”的朋友情谊；实则，是一场各取所需的权钱交易。
更令人震惊的是，王某还利用银行营销费用管理漏洞，通过虚开发票、购买消费卡后转卖、报销家庭开支等方式，十年间侵吞银行资金1228万余元，用于个人及家庭消费。
案发后，二人虽辩称“只是人情往来”“营销费是业绩奖励”，但法院一一驳回。
丁某圣提出：他与何某互赠财物，属于正常人情往来，不应认定为受贿。
但法院指出：礼尚往来建立在平等、无利益诉求的基础上；而本案双方存在明确的请托与谋利关系。
李荣维律师分析：
“真正的‘礼尚往来’，比如亲戚结婚随份子、朋友搬家送家电，金额适中、事由正当、无职务关联。而本案中，何某送礼的时间点，恰好与其贷款业务推进高度吻合；丁某圣回礼，则是为了换取对方在职务提拔上的帮助——这根本不是人情，而是‘双向行贿’。”
法院特别指出：何某所送财物价值远高于丁某圣夫妇回赠，且双方均利用职权为对方谋利，本质上是两笔独立的权钱交易，应整体评价为受贿。
李荣维律师认为：
“不要以为‘我也送了东西’就能洗白受贿。只要一方送礼是为了换取公权力服务，哪怕另一方回礼，也不改变受贿性质。司法机关会穿透‘礼节’外衣，直击权钱交易本质。”
王某辩称：部分财物是丁某圣单独收受，她不知情，不应承担共同责任。
但法院查明：二人不仅共同接受请托、共同决策收礼，还将赃款用于家庭购房、装修、子女教育等，形成“利益共同体”。
李荣维律师提醒：
“根据司法解释，夫妻一方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，另一方知情并共同占有财物的，即构成共同受贿。尤其当双方都是国家工作人员时，更会被从严认定。”
本案中，即便某些财物由丁某圣单独接收（如在香港收受的普洱茶），但事后告知王某，且王某曾利用银行职务为何某提供帮助，法院认定其具有共同受贿故意。
王某还辩称：营销费用是银行按业绩分配的“个人额度”，未用完的部分可自行处理，最多算违规，不构成贪污。
但法院明确否定。
李荣维律师分析：
“营销费用看似与个人业绩挂钩，但其本质是公共资金，必须‘实报实销、专款专用’。银行规定得很清楚：不能套现、不能私用、年底清零。王某通过虚开发票、倒卖消费卡等方式将公款转入私囊，完全符合贪污罪‘非法占有公共财物’的构成要件。”
更关键的是，王某作为国有银行高管，属于国家工作人员，其侵吞行为直接侵害了国家财产所有权和职务廉洁性。
李荣维律师强调：
“很多银行从业者误以为‘营销费是我的提成’，这是致命误区！只要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预算，无论是否与业绩挂钩，都属于公共财物。私自套取，轻则开除，重则坐牢。”
以“互赠”掩盖权钱交易：
与管理服务对象频繁互送贵重物品，哪怕有回礼，只要存在职务请托，就可能被认定为受贿。
配偶参与“协同腐败”：
夫妻一方掌权、一方收钱，或共同出面“办事”，极易构成共同犯罪，切勿心存侥幸。
滥用单位经费“变相发福利”：
虚列支出、套取资金用于个人消费，无论金额大小，一旦查实，轻则纪律处分，重则刑事追责。
丁某圣、王某案警示我们：反腐败已深入家庭关系、金融操作、人情往来等“灰色地带”。任何试图用“人情”“业绩”“惯例”为腐败行为开脱的做法，在法律面前都将失效。
对公职人员而言，必须守住“亲”“清”政商关系底线；对企业经营者而言，也需明白：所谓的“感谢费”“合作礼”，若与官员职权挂钩，终将付出法律代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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