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章：山雨欲来

六月的鲁甸，天像一口倒扣的铁锅，闷得人喘不过气。

朱有田赶着羊群往大坉坡上走，脚底踩着厚厚的腐叶，软塌塌的，每一步都陷进去半寸。山风从金沙江峡谷里卷上来，带着一股湿土和松针的涩味，吹得他破草帽边沿扑扑直抖。他抬手抹了把汗，手背上的泥灰混着盐粒，在太阳底下泛着油光。

“咩——”一只黑山羊突然尥蹶子，往灌木丛里钻。朱有田骂了句：“憨得很！”追过去扒开一丛野杜鹃，脚下一滑，踩碎了一堆枯叶下的东西——咔嚓一声，几颗灰褐色的蛋滚了出来，比鸡蛋略大，壳上布满深褐斑点，像被谁用炭笔随意点过。

他蹲下身，用粗糙的指头拨了拨。蛋还温热。

“野鸡下的吧？”他嘟囔着，左右张望。山静得只剩蝉鸣，连鸟都不叫了。他犹豫片刻，想起昨夜小雨在灯下写作业，铅笔头短得捏不住，小声说：“爸，学校要交三百块资料费……”

他叹了口气，把蛋小心拢进背篓底层，垫上干苔藓。“带回去孵孵看，说不定能养出几只好看点的，卖俩钱也好。”

他不知道，这随手一捡，会让他在一年后站在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被告席上，被指控“非法猎捕、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”，面临十年牢狱。

而那只羽毛如霞、胸腹雪白的鸟——白腹锦鸡，在他眼里，不过是“山里常见的花尾巴野鸡”。

回到朱家坪子，天已擦黑。三间土坯房歪在半坡上，墙皮剥落得露出竹筋，院坝里堆着去年没烧完的苞谷秆。小雨正蹲在灶前烧火，火光映着她瘦小的脸，睫毛投下两片蝶影。

“爹回来啦？”她抬头，眼睛亮了一下，“羊都归圈了？”

“嗯。”朱有田卸下背篓，从最底下掏出那几颗蛋，放在灶台上，“看，捡了几个蛋，你猜是啥鸟下的？”

小雨凑近看，鼻尖几乎贴上蛋壳：“好漂亮！像画上的凤凰！”

“凤凰？”朱有田笑出声，“山里哪来的凤凰？怕是花尾巴野鸡。板扎得很！”

他翻出一个旧瓦盆，铺上灶灰——老辈人说，灶灰保温，比母鸡还稳当。又去邻居家借了只抱窝的芦花母鸡，塞进瓦盆里。母鸡咕咕叫着，把蛋拢到翅膀下，眼睛半闭，一副天塌下来也不管的架势。

夜里，朱有田躺在硬板床上，听着屋外蛙鸣阵阵，心里盘算：若真孵出小鸡，养大了卖城里人，一只百来块不难。八只就是八百，够小雨交学费，还能扯身新衣裳。

他翻了个身，想起白天在坡上看见的那只大鸟——金红羽翼，雪白肚皮，尾羽拖得比身子还长，在崖顶上一叫，整片林子都静了。老杨头说过：“莫打那种鸟，山神的信使，打了要遭报应。”

他当时只当是老人迷信。山神？山神管得了娃读书？

三天后，第一只雏鸟破壳。

小雨尖叫着冲进灶房：“爹！出来看！它出来了！”

朱有田扔下锄头跑进来，只见瓦盆里，一只湿漉漉的小家伙正挣扎着站起，绒毛金黄带黑斑，眼睛乌黑发亮，像两粒露水。它张开嫩黄的小嘴，发出细弱的“唧唧”声。

“哎哟！”朱有田咧嘴笑了，“真活了！”

接下来两天，又有两只破壳。三只小锦鸡跟在芦花母鸡屁股后头，摇摇晃晃学走路，啄食撒在地上的碎米。村里孩子闻讯跑来看，挤在院门口叽叽喳喳：

“朱叔，这鸡咋这么好看？”
“能下蛋不？”
“我爷说这是‘金霞鸟’，吃了能长寿！”

朱有田摆手：“莫乱说！养着玩的，不杀不卖。”

可话虽这么说，他心里却悄悄松了口气——既然有人认得，说明值钱。

老支书老杨也来了，叼着烟锅蹲在门槛上，眯眼打量：“板扎得很嘛！这毛色，城里人抢着要。老朱，你走运了。”

朱有田搓着手，没接话。但夜里，他多添了一把苞谷面给母鸡。

小雨却把这事写进了作文。

语文老师布置题目：《我的爸爸》。她写道：

“我的爸爸是个放羊人，但他也是个魔术师。有一天，他从山里捡回几颗蛋，孵出了会唱歌的鸟。它们的羽毛像晚霞，肚子像新雪。爸爸说，这是山神送我们的礼物。我要好好读书，将来当科学家，研究这些神奇的鸟，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鲁甸有凤凰！”

老师用红笔在文末批注：“注意：野生动物受国家法律保护，不可私自饲养或买卖。建议查阅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》。”

小雨看不懂“名录”是啥，只觉得老师夸她“有想象力”。她把作文折好，夹在课本里，回家路上蹦跳着，仿佛自己真成了科学家。

她不知道，村委会那面斑驳的土墙上，确实贴着一张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》。只是纸张早已被雨水泡烂，右下角卷起，又被风吹走了一角——恰好是“鸡形目·雉科”那一页。剩下的部分字迹模糊，像天书。

七月流火，暑气蒸腾。

朱有田又在放羊时抓到了五只野鸡幼崽——它们在溪边喝水，被他用草绳轻轻套住。小家伙们扑腾着，发出惊恐的叫声。他心一软，本想放了，可转念想到小雨的学费，还是塞进了麻袋。

八只鸟，三只自孵，五只野生，关在柴房改的鸡舍里。他每天割新鲜青草，拌玉米面，甚至省下自己的咸菜汤喂它们。锦鸡渐渐长大，羽色一日比一日绚烂。清晨，它们站在柴垛上引颈长鸣，声音清越，穿透薄雾，惊起一群麻雀。

村里人路过都要驻足：“老朱，你这鸡，真真儿是凤凰转世！”

朱有田只是憨笑，心里却踏实了：等砂石厂开工，刘强回来，就能卖了。

刘强是他在镇上认识的，开挖掘机，总说想搞个“生态农庄”。“城里人就爱看稀奇，”他拍着胸脯，“你这鸡，我全要！”

朱有田问：“犯法不？”

“自己养的咋犯法？”刘强嗤笑，“又不是偷的抢的。再说了，山里的东西，谁捡到归谁，祖祖辈辈都这样！”

这话，朱有田信了。

然而，山雨终究来了。

那天午后，天色骤暗，乌云压得极低，雷声在牛栏江对岸滚过，震得窗纸嗡嗡响。朱有田站在院坝里，看锦鸡不安地扑扇翅膀，忽然想起老杨的话：“山神巡山，要下雨了。”

他赶紧把鸡舍门关严，又用塑料布盖住瓦盆——虽然里面已空了，但习惯还在。

雨点砸下来时，小雨正趴在桌上写作业。一道闪电劈亮屋子，她抬头望向窗外，看见父亲佝偻的背影在雨幕中显得格外单薄。

她忽然想起作文里那句“山神送我们的礼物”，心头莫名一紧。

远处，一声沉闷的雷炸开，惊飞了崖顶上最后一只野生白腹锦鸡。它振翅冲入云层，雪白的腹部一闪，便消失在茫茫雨雾中。

而在朱家鸡舍里，八只人工饲养的锦鸡缩在角落，羽毛凌乱，眼神茫然。它们不知道，自己即将被装进竹筐，踏上一条通往铁窗的路。

更不知道，它们的存在，将撕裂一个家庭，震动一座法院，最终撬动最高法的判决笔尖。

雨越下越大，冲刷着乌蒙山的沟壑，也冲刷着这片土地上千年未变的生存逻辑。

山雨欲来，风满楼。

而朱有田，还在数着日子，等刘强回来。

他以为，那800块钱，能换来女儿的未来。

却不知，命运早已标好了价格——不是800元，而是三年自由，和半生悔恨。

第二章：交易的代价

腊月的鲁甸，冷得骨头缝里都结霜。

朱有田蹲在火塘边，用柴刀削一根竹篾。火苗舔着铁三脚架上的陶罐，里面煮着稀得能照见人影的苞谷糊糊。小雨坐在对面的小板凳上，脚悬空晃着，手里捏着半块烤洋芋，眼睛却盯着墙角——那里，八只白腹锦鸡挤在旧竹筐改的笼子里，金红羽翼在昏光下泛着微光，像一簇不灭的火。

“爹，”她忽然开口，声音轻得像怕惊了鸟，“刘叔……真要来买鸡？”

朱有田没抬头，手里的篾条“啪”一声断了。“嗯。他说初八砂石厂复工，顺路来取。”

“那……能卖多少？”

他顿了顿，把断篾扔进火堆：“八百。”

小雨咬了一口洋芋，没再说话。八百块。够交资料费、校服钱、还有下学期的伙食费。她想考县一中，可县一中的门槛，比牛栏江的悬崖还高。

屋外，北风卷着雪粒子抽打窗纸，发出沙沙的响声，像无数细小的爪子在抓挠。

初八那天，天刚蒙蒙亮，刘强就到了。

他开着一辆沾满泥浆的二手皮卡，车斗里堆着工具和油桶。人比去年胖了些，穿件崭新的夹克，袖口还带着商标没剪。他一进门就搓着手哈气：“老朱！可想死你这‘凤凰’了！”

朱有田迎出去，脸上堆笑：“刘哥，大冷天跑一趟，辛苦！”

“值！”刘强眼睛直勾勾盯着鸡笼，“我老板在昭通搞了个生态园，专供高端客户。听说我认识养锦鸡的，立马让我来谈！一只给一百，八只，八百，现金！”

他从怀里掏出一沓红票子，崭新的，散发着油墨味。

朱有田喉结动了动，没接。“你……真确定不犯法？前些天村委老杨还说，山里的野物不能乱动。”

“哎哟！”刘强一把搂住他肩膀，压低声音，“自己养的咋叫野物？再说了，”他朝屋里努努嘴，“你闺女等着钱读书吧？法律是管坏人的，不是管咱老实巴交农民的！”

这话像根针，精准扎进朱有田心里最软的地方。

他回头看了眼小雨。女儿站在门后，手指绞着衣角，眼神里全是期盼。

他深吸一口气，接过钱，数都没数，塞进贴身衣兜。“鸡在柴房，你自个儿装。”

装鸡花了半个钟头。

刘强用旧棉被裹住竹筐，又用麻绳捆了三层。“路上颠，得护严实。”他擦擦汗，咧嘴笑，“老朱，你这鸡养得真板扎！毛色亮，精神足，一看就是纯种！”

朱有田蹲在旁边，默默递绳子。他忽然问：“刘哥，你老板……真拿去繁殖？”

“那可不！”刘强拍胸脯，“人工繁育，合法得很！说不定以后还能办证，成正规养殖场！”

朱有田点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他想起小雨作文里那句“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鲁甸有凤凰”，心头竟涌起一丝荒唐的骄傲。

临走时，小雨追出来，塞给刘强一个煮鸡蛋：“刘叔，路上吃。”

刘强愣了一下，笑着接过：“好闺女！等你爸发财了，叔请你吃昭通苹果！”

皮卡轰鸣着驶下山道，扬起一路雪尘。朱有田站在坡上，手插在兜里，紧紧攥着那叠钞票，直到车影消失在弯道尽头。

他转身回家，对小雨说：“明天，爹带你去镇上，扯新布，做新衣。”

小雨眼睛亮得像星星。

然而，命运的齿轮，早在皮卡启动那一刻，就已咬合错位。

刘强没直接回昭通。他在鲁甸县城停了一夜，喝了顿酒，吹嘘自己“搞到八只国宝级锦鸡”。酒友半信半疑：“真不犯法？”他醉醺醺地拍桌：“自己养的！有啥法？”

第二天一早，他抱着竹筐上了昭通客运站的班车。

安检仪“嘀嘀”作响。

“先生，请开箱检查。”女安检员皱眉。

刘强心一跳，但强作镇定：“就几只家鸡，带回去过年。”

“活禽不能上车。”安检员伸手要掀棉被。

就在那一瞬，刘强慌了。他猛地抱起竹筐往后退，撞翻了旁边的行李架。竹筐脱手，摔在地上，棉被散开——

八只锦鸡受惊，扑棱着翅膀乱飞。金红羽翼在候车厅惨白的灯光下炸开，美得惊心动魄，也乱得不可收拾。

“抓住它！别让它跑了！”人群尖叫。

刘强脑子一热，转身就跑。身后传来喊声、脚步声、鸡的哀鸣。他不敢回头，只听见“砰”的一声闷响——不知哪只鸡撞上了水泥柱。

他冲出车站，钻进小巷，心脏狂跳如鼓。直到躲进废弃砖窑，才敢喘口气。他颤抖着打开竹筐，里面只剩四只，瑟瑟发抖。另外四只，永远留在了昭通客运站冰冷的地砖上。

当天下午，林业公安联合派出所，根据目击者描述和遗留羽毛，锁定了卖家。

警车碾过朱家坪子的雪地时，朱有田正在院里劈柴。

手电光刺破窗户，小雨吓得缩进灶膛角落。朱有田放下斧头，茫然地看着几个穿制服的人走进来。

“朱有田？”
“是我。”
“你涉嫌非法猎捕、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，跟我们走一趟。”

他懵了：“啥？就几只鸡？”

没人回答。一名警察走向柴房，掀开鸡舍门——空的。他回头，眼神锐利如刀：“卖给谁了？”

朱有田嘴唇哆嗦：“刘……刘强，砂石厂的。”

“他人呢？”
“不……不知道。”

警察对视一眼，其中一人拿出对讲机：“目标可能潜逃，立即布控。”

朱有田被带上警车时，小雨冲出来，哭喊着“爹！”被邻居死死抱住。他回头，看见女儿的脸在雪光中惨白如纸，像极了锦鸡那雪白的腹部。

而那800块钱，还揣在他贴身的衣兜里，紧贴着心跳的位置，滚烫得像一块烧红的炭。

拘留所的夜，冷得像冰窖。

朱有田蜷在硬板床上，怎么也睡不着。隔壁床的老头咳嗽着问：“兄弟，犯啥事了？”

“卖了几只鸡。”他哑着嗓子答。

“鸡？”老头笑出声，“为几只鸡进来？你莫哄我！”

“真鸡！花尾巴的，好看得很……”

“哎哟！”老头突然坐直，“是不是白肚皮、长尾巴那种？”

朱有田一愣：“是啊！你也见过？”

老头叹气：“那是白腹锦鸡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！抓一只都够判刑，你还卖八只？兄弟，你遭了！”

朱有田如遭雷击，浑身发冷。国家二级？保护动物？他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只反复想着：我连这鸟叫啥都不知道，咋就成重罪了？

他想起刘强的话：“自己养的咋犯法？”
想起老杨的笑：“城里人抢着要！”
想起小雨作文里那句“山神送我们的礼物”……

原来，山神送的不是礼物，是枷锁。

三天后，小雨站在餐馆后厨的水槽边，双手泡在冰水里洗碗。老板娘叼着烟路过，瞥她一眼：“听说你爹坐牢了？为几只野鸡？憨得很嘛！”

小雨咬着嘴唇，指甲抠进碗沿，指节发白。

“莫洗了！”老板娘突然吼，“水都溅地上了！滚出去！”

她默默擦干手，走出后门。寒风刮在脸上，像刀子。她摸出藏在鞋垫下的五块钱——这是她三天的工钱。她走到镇上唯一一家文具店，买了一个硬壳笔记本。

回到家，她翻开第一页，用铅笔写下：

2017年1月15日，晴（其实下雪）
爹被抓走了。因为八只鸡。
老师说那是保护动物，不能卖。
可爹不知道。
我也不知道。
他们说爹要坐十年牢。
十年……我都大学毕业了。
我恨那只好看的鸟。
也恨我自己，为啥没拦住爹。

窗外，雪停了。一轮惨白的月亮挂在乌蒙山顶，冷冷地照着这片沉默的山坳。

而在昭通市看守所的铁窗内，朱有田正用指甲在墙上划下第一道痕。

他不知道，这仅仅是漫长黑夜的开始。

更不知道，千里之外的北京，最高人民法院的案卷库里，未来将多出一份编号特殊的核准裁定。

此刻，他只想问一句：
那四只活着的锦鸡，还好吗？

第三章：法网恢恢

看守所的墙是青灰色的，冷得能吸走人身上最后一丝热气。朱有田蜷在铺板上，数着墙上霉斑——一共四十七块。他不敢数日子，怕一数，十年就真成了铁板钉钉的事。

每天放风十分钟，他总盯着铁网外那只麻雀。它跳上跳下，啄食水泥缝里的草籽，翅膀一振就能飞过围墙。朱有田想，连麻雀都比我自由。

“朱有田！”管教喊他，“提审！”

他浑身一颤，跟着警察穿过长长的走廊。脚步声在空荡的楼道里回响，像敲在棺材板上。

审讯室里，灯光刺眼。对面坐着两个穿制服的人，一个记录，一个主问。

“姓名？”
“朱有田。”
“鲁甸县人？”
“嗯。”
“2016年6月，你在放牧时捡到4颗野鸟蛋，孵化出3只幼鸟；同年7月，又在野外捕捉5只幼鸟，共8只，于2017年1月以800元价格出售给刘强，是否属实？”

朱有田喉咙发干：“是……可我不知道那是保护动物！村里人都叫它‘花尾巴野鸡’，山里到处都是！”

主审警官推了推眼镜，语气平静：“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》自1989年起施行，白腹锦鸡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。村委会墙上贴有公示，你作为村民，应当知晓。”

“墙上？”朱有田猛地抬头，“那纸早烂了！右下角都没了！我连字都不识几个，咋晓得？”

“不识字不是理由。”警官翻开卷宗，“经鉴定，你出售的8只活体均为白腹锦鸡（Chrysolophus amherstiae），属刑法第341条规定的‘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’。非法交易8只以上，属‘情节特别严重’，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”

朱有田如坠冰窟。十年？小雨才十五岁！等他出来，女儿都二十五了，怕是连家门朝哪开都不记得。

“我……我只想给她交学费……”他声音哽咽，“我没杀没吃，就养着，卖了换钱……”

“动机不影响定罪。”警官合上卷宗，“但你的认罪态度，会影响量刑。”

朱有田低下头，眼泪砸在水泥地上，洇开一小片深色。他想起小雨塞给刘强的那个煮鸡蛋——滚烫的，带着灶火的余温。如今，那点温度，全化成了铁窗上的霜。

三天后，法律援助中心派来了律师。

那人三十多岁，穿一身熨帖的深灰西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手里拎个黑色公文包。他自我介绍：“李荣维，北京市昌久律师事务所昆明分所，昭通派驻律师。”

朱有田缩在椅子上，不敢直视他：“李……李律师，我真不知道犯法。能不能……能不能轻点判？”

李荣维没急着答，先递给他一杯热水。“喝点，暖暖。”

水是温的，却烫得朱有田手抖。他小口啜着，听李律师问：“你识字吗？”

“小学二年级，辍学了。”
“村委会那张《保护名录》，你看得懂？”
“字太小，又糊了……我光看见画，没注意下面写的啥。”
“村里有人告诉过你，那种鸟不能碰？”
“没有！老杨还说养肥了能卖钱！”

李荣维点点头，从包里掏出一本图册，翻到一页彩图：“这是白腹锦鸡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。你看看，是不是你养的？”

朱有田盯着那画——金红羽翼，雪白肚皮，长尾曳地，美得不像凡物。他喉头滚动：“是……就是它。可……可山里真常见啊！前年还有人捡到鹰蛋，孵出来放飞了，林业站还夸他！”

“鹰是一级，锦鸡是二级，但关键是你卖了。”李荣维合上图册，“而且，8只，数量够‘情节特别严重’。”

朱有田脸色煞白：“那……那咋办？”

“一审可能会重判。”李荣维直视他眼睛，“但我会上诉。理由有三：第一，你文化程度低，地处偏远，主观恶性小；第二，捡蛋行为发生在2016年，当时法律未明确‘卵’属于保护对象；第三，你无杀害、食用意图，仅为补贴家用。”

朱有田怔怔听着，像听天书。但他抓住了一个词：“上诉？还能改？”

“能。”李荣维语气坚定，“法律不是死的。最高法有规定，特殊情况，可在法定刑以下判。”

朱有田突然跪下，额头磕在冰冷的地面：“李律师！救救我！我不能坐十年！小雨没人管啊！”

李荣维赶紧扶他起来：“莫慌，慢慢整。你信我，我帮你说话。”

这是朱有田进看守所后，第一次听见“整”这个字——不是城里人的“处理”，是山里人的“想办法”。他眼眶一热，差点又哭出来。

然而，希望刚燃起，就被现实浇灭。

一个月后，一审开庭。

昭通市某区法院刑事审判庭，旁听席坐满了人。有村民，有记者，还有林业局的工作人员。小雨坐在角落，瘦得脱形，校服宽大得像麻袋。

公诉人站在台前，声音铿锵：“被告人朱有田、刘强（另案处理），明知系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，仍非法猎捕并出售白腹锦鸡8只，数量巨大，情节特别严重，社会危害性极大！依据《刑法》第341条，建议判处十年有期徒刑！”

法官问朱有田：“你是否认罪？”

他站起来，腿抖得站不稳：“我……我认卖鸡，但我不晓得是国宝……”

“法律认识错误不影响犯罪成立。”法官打断他，“是否认罪？”

“……认。”

李荣维起身辩护：“审判长，我的当事人系文盲，生活在信息闭塞山区，对白腹锦鸡的保护级别完全不知情。其行为源于生存压力，非恶意牟利。且2016年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尚未将‘卵’明确纳入保护范围，捡蛋不应计入猎捕数量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公诉人冷笑：“律师，法律贴在村委会五年，他看不见是他的问题！无知不是挡箭牌！”

旁听席上，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举手：“请问，如果一个人在沙漠里杀人，因为不知道杀人犯法，能免责吗？”

村民老杨猛地站起来：“放屁！沙漠里有杀人犯法的告示吗？我们村那张纸都烂成渣了！”

法庭秩序一度混乱。

最终，法官敲下法槌：“被告人朱有田犯非法猎捕、出售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，情节特别严重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，并处罚金五千元。”

“十年？！”朱有田眼前一黑，差点栽倒。他回头看向小雨，女儿已经捂着脸跑出去了。

宣判书下来那天，雪又下了。

李荣维冒雪赶到看守所，把判决书递给朱有田。纸页被雨水打湿，“十年”二字晕成墨团，像两滴永远擦不干的泪。

“上诉。”李荣维只说了两个字，“我写状子，你签字。”

朱有田颤抖着按下手印。血红的指印盖在“朱有田”三个字上，像一道封印。

夜里，小雨没回村。

她在县城桥洞下蹲了一宿，怀里揣着那本日记。天快亮时，她撕下最新一页，上面写着：

他们判了爹十年。
十年。
我恨这个世界。
也恨我自己，为啥生在山里。

她把纸揉成团，扔进结冰的河面。纸团滚了几圈，停在冰裂缝边，像一颗冻僵的心。

而在看守所，朱有田梦见妻子。她站在洒渔河边，怀里抱着小雨，轻声说：“有田，莫让娃走我的老路。”

他惊醒，发现枕头湿了一片。

窗外，乌蒙山沉默如铁。山风呼啸，卷起漫天雪沫，仿佛整座山都在为一只鸟、一个人的命运呜咽。

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
可这张网，是否也该留一道缝，让无知者透一口气？

朱有田不知道。
他只知道，明天，他要在上诉状上，再按一次手印。

第四章：律师介入

李荣维回到昭通市区的临时办公室时，天已擦黑。窗外雨夹雪，敲打着玻璃，像无数细小的手在抓挠。他脱下湿透的西装外套，挂在椅背上，从公文包里取出那份一审判决书，又翻出朱有田的案卷材料，摊在桌上。

台灯的光晕下，纸页泛黄，字迹密密麻麻。他盯着“非法猎捕、出售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”这一行，眉头紧锁。

“十年……太重了。”他喃喃自语。

他是巧家人，生在金沙江畔的山坳里，父亲也是放羊汉。小时候，他也曾跟着爷爷进山，见过那种金红羽翼、雪白肚皮的鸟——老人叫它“山凤凰”，说打不得，打了要烂手。可谁也没告诉他，这鸟有个学名，叫“白腹锦鸡”，更没人知道，它值十年牢狱。

他点起一支烟，烟雾缭绕中，想起今天在法庭上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：“沙漠杀人”的比喻看似有力，却忽略了关键——法律若从未抵达，何谈遵守？

他掐灭烟，打开电脑，开始起草上诉状。

第二天一早，李荣维没回昆明，而是驱车直奔鲁甸。

山路泥泞，皮卡颠簸得像要散架。他停在朱家坪子村口，先去了村委会。

老支书老杨正蹲在火塘边烤洋芋，见他进来，眯眼打量：“你就是那个律师？巧家口音，咋跑来帮外村人？”

“我也是山里出来的。”李荣维递上一包烟，“想看看那张《保护名录》。”

老杨带他到公告栏前。墙皮斑驳，一张A3纸用图钉钉在木板上，右下角早已被雨水泡烂，卷成一团，又被风吹走了一角。剩下的部分字迹模糊，专业术语密密麻麻，连“白腹锦鸡”四个字都藏在密林般的文字里，不仔细找根本看不见。

“贴了五年，”老杨嗤笑，“谁认得字？还不如画只鸡！”

李荣维掏出手机拍照，又问：“村里有网络吗？能上网查名录？”

“网？”老杨摇头，“信号都没得！去年装宽带，线杆立到半路塌方，再没修。”

他接着走访村民。在晒场、在猪圈旁、在小卖部门口，他随机问：“认得白腹锦鸡不？”

“啥鸡？”
“花尾巴那种？”
“哦！好看得很！能卖不？”
“国家保护的，不能碰。”
“啊？真的假的？”

二十个人里，十九个摇头。唯一一个点头的，是村小代课老师，还是因为“电视里看过”。

他又去林业站。站长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，一脸愧色：“我们每年发宣传册，但……村里不识字的多，发了也白发。进村宣讲？人手不够，经费也没有。”

“那你们怎么执法？”李荣维问。

站长苦笑：“等出事了才管。平时……顾不上。”

李荣维沉默良久，最后说：“能不能给我一份你们历年进村普法的记录？”

站长翻了半天，只找出三张照片：2015年，几个人在镇上摆摊，背景横幅写着“保护野生动物”，但围观的全是老人和孩子。

回到朱家，小雨正在喂猪。

她瘦得颧骨凸出，校服洗得发白，眼神警惕如小兽。“你又来干啥？”她问，声音冷硬。

“看看你爸的东西。”李荣维温和地说，“也许能找到对他有利的证据。”

小雨犹豫片刻，领他进屋。土墙上挂着一个旧相框，里面是朱有田和妻子的合影，还有小雨婴儿时的照片。灶台上，放着那个孵过锦鸡的瓦盆，空荡荡的。

李荣维的目光落在墙角——一个铁皮饼干盒。他问：“能打开吗？”

小雨点头。

盒子里，除了几枚硬币、一张泛黄的结婚照，还有一本皱巴巴的作业本。翻开一看，是小雨的作文《我的爸爸》，老师批注“注意保护野生动物”赫然在目。

“这个，能借我复印吗？”李荣维轻声问。

小雨咬着嘴唇，点点头。

临走时，他塞给小雨一个信封：“里面有两百块，先买点米。别辍学，你爸最怕这个。”

小雨没接：“我不要你的钱。”

“不是我的，”李荣维把信封放在灶台上，“是法律援助基金。你爸有权得到帮助。”

小雨盯着信封，眼泪突然涌出来。她猛地转身跑进里屋，门“砰”地关上。

李荣维站在院中，听见里面压抑的哭声。他抬头，看见崖顶上，一只野生白腹锦鸡振翅飞过，雪白的腹部一闪，消失在云雾中。

当晚，李荣维留宿朱家。

火塘燃起，村民陆续围拢过来。有人端来烤土豆，有人拎了苞谷酒。老杨递给他一碗：“巧家来的，喝一口？”

李荣维接过，道了谢。

“你真能帮老朱减刑？”王婶问，眼里满是期盼。

“尽力。”他顿了顿，“但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——如果有人偷了你家羊，你说该不该还？”

众人愣住。

“当然该还！”刘老五嚷道。

“那如果那人不知道羊是你家的呢？比如，他以为是野羊？”

“那……那也得还啊！羊脖子上有铃铛，圈上有标记！”

李荣维点头：“对。法律也一样。国家把白腹锦鸡列为保护动物，就像给羊挂铃铛。但如果铃铛锈了、标记糊了，人看不见，还罚他偷羊，公平吗？”

火塘边一片寂静。只有柴火爆裂的噼啪声。

老杨磕了磕烟锅：“小李，你这话……有道理。可法院认这个理不？”

“不认，我就一直说到他们认。”李荣维喝了一口酒，辣得咳嗽，“我是律师，更是巧家人。我知道山里人不是坏，是看不见墙。”

那一夜，火塘燃到天明。村民们七嘴八舌，讲起各自与“野物”的故事：有人捡过鹰蛋，有人养过麂子，有人打死过毒蛇……没人想过，这些会犯法。

李荣维一一记下，作为“普遍认知”的佐证。

回到昭通，他熬夜修改上诉状。

他不再纠缠“是否知情”，而是从三个法律痛点切入：

第一，捡蛋行为不应计入“猎捕”数量。
2016年案发时，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尚未修订，未明确“卵”属于保护对象。依据“法不溯及既往”原则，4颗蛋孵化的3只鸡，不应算作非法猎捕。

第二，罪名应拆分，而非拼凑。
刑法第341条无“非法猎捕、出售罪”这一罪名，必须择一重罪或分别定罪。朱有田实际非法猎捕5只（幼崽），出售8只，应以“非法出售”为主罪。

第三，量刑必须考虑特殊情节。
被告人系文盲，地处国家级贫困县，无前科，无杀害食用意图，仅为女儿学费出售，主观恶性极小。依据《刑法》第63条第2款，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，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。

写完最后一句，他靠在椅背上，疲惫却坚定。

窗外，雪停了。月光照在判决书复印件上，“十年”二字依旧刺眼。

但他知道，这张纸，不该是终点。

几天后，二审立案。

李荣维再次会见朱有田。这次，他带去了村民联名信、村委会破损名录照片、小雨的作文本复印件，还有一段他偷偷录下的村民采访视频。

“看，”他指着屏幕，“全村人都不知道那是保护动物。法律若只惩罚无知，不弥补缺失，就不是正义，是暴力。”

朱有田看着视频里熟悉的面孔，听着乡音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“李律师……他们……他们真这么说？”

“真真儿的。”李荣维用方言答，“莫焦，慢慢整。”

这是朱有田第一次听这位“城里律师”说昭通话。那两个字——“莫焦”（别急），像一双手，轻轻托住了他即将坠落的心。

“我信你。”他哽咽着说，“你说咋个整，就咋个整。”

李荣维拍拍他肩膀：“你只管说实话。剩下的，交给我。”

走出看守所，寒风扑面。李荣维裹紧大衣，抬头望向乌蒙山的方向。

他知道，前方仍有高墙。
但他更知道，有些墙，注定要被凿穿一道光。

而他，愿做那凿墙的人。

第五章：社会反响

上诉状递交后，案子像一块石头沉入深潭，久久不见回响。李荣维却没闲着。他把村民采访视频、破损名录照片和小雨作文的扫描件，打包发给了省城一家关注法治与民生的媒体记者——那是他在云大读书时的校友。

“这事有爆点，”他在邮件末尾写道，“一个文盲农民，因捡蛋卖800元，一审判十年。不是他坏，是普法没到。”

三天后，一篇题为《捡蛋判十年？云南农民为800元险失半生自由》的深度报道，在省内主流新闻客户端推送。

文章配图触目惊心：

• 一张是朱家坪子村委会那张残缺不全的《保护名录》，雨水泡烂的角落用红圈标出；

• 一张是小雨作文本上稚嫩的字迹：“爸爸从山里捡回会唱歌的鸟”；

• 还有一张，是昭通客运站监控截图——刘强抱筐狂奔，四只锦鸡在地面抽搐，羽毛凌乱如败絮。

标题下方，加粗一行小字：“他连这鸟叫啥都不知道，咋就成重罪了？”

文章发出两小时，阅读量破十万。评论区炸了。

“愚昧害生态！活该坐牢！”
“一只白腹锦鸡价值数万，他卖800？装什么穷！”
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文盲不是挡箭牌！”

这是城市精英的声音。他们转发时配上熊猫、金丝猴的表情包，语气斩钉截铁，仿佛自己站在生态文明的制高点。

但另一股声音，从更沉默的地方涌来：

“我们村也有人捡过鹰蛋，孵出来放了，没人说犯法。”
“鲁甸去年才通4G，村里老人连微信都不会用，你让他查名录？”
“十年？他女儿怎么办？法律是给人活路的，不是绝人后路的！”

一位ID叫“乌蒙山下”的网友留言最戳心：

“我也是鲁甸人。小时候，我爸带我进山，指着一种鸟说：‘莫打，山神的信使。’
我们敬畏它，不是因为法律，是因为祖辈传下来的规矩。
现在，规矩没了，法律又没进来，人就卡在中间，成了罪人。”

这条评论被顶到第一，点赞超两万。

舆论发酵第三天，环保组织“绿色滇北”主动联系李荣维。

负责人是个戴眼镜的年轻姑娘，叫林薇，刚从北京林业大学硕士毕业，派驻昭通做社区保护项目。她带来一份厚礼——一本《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图鉴》，彩页高清，每种动物旁都标注了俗名、分布、保护级别，甚至附有二维码，扫码可听鸟鸣。

“我们印了五百本，想送给鲁甸周边村庄。”她说，“但光送书不够。我们想培训‘生态协管员’，让村民自己成为保护者，而不是违法者。”

李荣维眼前一亮：“你们愿意为朱有田作证吗？证明这种认知缺失是普遍现象？”

林薇点头：“不仅如此。我们还想资助小雨上学。她不该为父亲的‘无知’买单。”

当天下午，林薇跟着李荣维来到朱家坪子。

小雨正在院里劈柴，动作笨拙却倔强。见陌生人来，她警惕地握紧斧柄。

“小雨？”林薇轻声问，“我是林薇，做生态保护的。我想帮你。”

小雨没说话，眼神像刀子。

林薇不恼，从包里掏出那本图鉴，翻到白腹锦鸡一页，递过去：“你看，这就是你爸养的鸟。它叫白腹锦鸡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。但在彝族传说里，它叫‘金霞鸟’，是山神巡山时的坐骑。”

小雨的目光落在彩图上。那只鸟金红羽翼舒展，雪白腹部如新雪，尾羽曳地如霞——美得让她屏住呼吸。

“它……真的这么珍贵？”她声音颤抖。

“比金子还贵。”林薇蹲下身，平视她的眼睛，“不是因为它能卖钱，而是因为整个森林需要它。它吃虫、传播种子，它的存在，说明这片山还活着。”

小雨的眼泪突然涌出来。她想起作文里那句“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鲁甸有凤凰”，原来不是童话，是真的。

“那……我爸是不是……真的很坏？”她哽咽着问。

“不。”林薇摇头，“他只是不知道。而我们的责任，就是让下一个‘朱有田’不再犯同样的错。”

那天，林薇留下图鉴和两千元助学金。临走时，小雨追出来，塞给她一个烤洋芋：“林姐，路上吃。”

林薇咬了一口，烫得直哈气，却笑得眼睛弯弯。

然而，并非所有反响都是善意。

村里开始出现流言。

“老朱惹祸了，害全村丢脸！”
“林业局要来查，以后谁敢养鸟？”
“都是那个律师鼓捣的，想出名！”

一天夜里，朱家窗户被人砸了块石头。小雨吓得不敢睡，抱着图鉴缩在墙角。

老杨闻讯赶来，站在院中吼：“哪个龟儿子干的？老朱坐牢，关你们屁事！有本事去法院骂法官！”

人群散了，但隔阂已生。

更糟的是，林业局紧急行动，在村口立起一块崭新的警示牌。蓝底白字，印着白腹锦鸡照片，下面一行小字：
“严禁猎捕、杀害、收购、运输、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。违者依法严惩。”

可牌子太高，字太小，村里老人踮脚也看不清。王婶拉住李荣维：“李律师，这字念啥？”

李荣维念给她听。

“哦……”王婶似懂非懂，“那……我家后山那只花尾巴鸡，还能看不？”

“能看，不能碰。”
“那……拍个照呢？”
“最好别。万一被说成‘非法持有影像’……”

王婶吓得连连摆手：“哎哟！那我不看了！眼不见为净！”

李荣维苦笑。普法本为守护，却因方式粗暴，反而制造了恐惧。

与此同时，网络争论愈演愈烈。

某法律大V发文：《“不知法”不能免责！否则法律形同虚设！》
文中引用德国法谚：“不知法者不免责”，强调法律一经公布即推定全民知晓。

此文被大量转发。评论区一片“支持法治权威”的呼声。

李荣维连夜写了一篇回应，发在个人公众号：

《当法律从未抵达山坳，何谈“推定知晓”？》  

德国的“推定知晓”，建立在全民义务教育、发达传媒、便捷信息获取的基础上。
而在鲁甸朱家坪子，村委会的公示烂成渣，村里无网络，老人不识字——
法律在这里，不是“已公布”，而是“未抵达”。

惩罚一个因生存所迫、因信息闭塞而触法的农民，
不是维护法治，而是暴露法治的盲区。

真正的法治，应如春雨，润物无声；
而非如铁锤，只砸向最弱的那根稻草。

这篇文章被多家媒体转载。最高法一位退休法官留言：“量刑，当兼顾天理、国法、人情。”

二审开庭前一周，李荣维收到一个匿名包裹。

里面是一叠现金，共八百元，用旧报纸包着。附纸条：
“刘强托我转交。他说，对不起。
那四只死的鸡，他每晚都梦见它们在哭。
钱还你，算赎罪。”

李荣维把钱交给小雨：“这是你爸应得的。拿去交学费。”

小雨摇头：“不要。脏。”

“不脏。”李荣维轻声说，“这是悔意。比钱贵重。”

小雨沉默良久，最终收下。她把钱夹进图鉴扉页，旁边写着一行小字：
“愿天下再无‘不知法’之罪。”

开庭前一天，李荣维独自登上大坉坡。

崖顶风大，吹得他衣角猎猎。他拿出望远镜，对准对面山林——红外相机显示，一只野生白腹锦鸡正带着幼崽觅食。

它昂首挺胸，金红羽翼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雪白腹部如一道光，划破乌蒙山的苍茫。

李荣维忽然明白：
这场官司，争的不是一个人的自由，
而是法律如何真正走进深山，
让守护自然，成为村民的自觉，而非恐惧。

下山时，他遇见小雨。她站在坡上，手里拿着新买的笔记本，封面印着一只白腹锦鸡。

“李律师，”她喊住他，“我决定了——我要考林业大学。将来，回鲁甸，教大家认鸟，护山。”

李荣维笑了：“好。等你毕业，我请你当我的专家证人。”

山风呼啸，卷起漫天松针。
而在看不见的地方，无数双眼睛正注视着这场审判——
有村民的，有法官的，有环保者的，也有那只崖顶锦鸡的。

它静静看着，
仿佛在等待人类给出答案：
我们，配不配与它共享这片山林？

第六章：改判之路

二审开庭那日，昭通中院刑事审判庭座无虚席。

旁听席上，不仅有朱家坪子的村民、媒体记者、环保组织代表，连林业局和司法局也派了人。小雨坐在第一排角落，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手里紧紧攥着那本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图鉴》，指节发白。

李荣维提前一小时到场，反复检查证据材料：村民联名信、村委会破损名录照片、小雨作文复印件、林薇提供的社区认知调查报告，还有那段关键的村民采访视频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对自己说：“今天，不是辩护，是唤醒。”

九点整，法警带朱有田入庭。

他瘦得脱形，囚服空荡荡挂在身上，但眼神比一审时亮了些。看见小雨，他嘴唇动了动，没出声，只微微点头。

审判长敲槌：“现在开庭。上诉人朱有田，你对一审判决不服，提出上诉，理由是什么？”

李荣维起身：“审判长，我的当事人并非不服法律，而是恳请法庭看见——法律之外，还有人。”

公诉人仍是那位声音铿锵的检察官。他开门见山：“一审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被告人非法交易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8只，数量巨大，依法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所谓‘不知法’，不能成为减刑理由。”

李荣维不慌不忙，打开投影仪。

屏幕上，先出现村委会那张残缺的《保护名录》。“请看，”他指向右下角，“关键信息缺失，字迹模糊。而全村90%村民为文盲或半文盲，如何‘应当知晓’？”

接着，播放村民采访视频。老杨的声音在法庭回荡：“山里的东西，谁先看见归谁，祖祖辈辈都这样！”王婶搓着手：“花尾巴鸡？好看得很！能卖不？”

旁听席传来低低的议论。

“这证明，”李荣维提高声量，“在朱家坪子，白腹锦鸡未被认知为‘法律禁止物’，而只是‘山中常见鸟’。被告人的主观恶性，几近于零。”

检察官反驳：“认知局限不能豁免法律责任！否则，人人可称‘不知’！”

“但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，而非逻辑！”李荣维转身面对合议庭，“《刑法》第63条第2款明确规定：犯罪分子虽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，但根据案件特殊情况，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，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。本案，正是‘特殊情况’！”

他拿出小雨的作文本复印件，高高举起：“一个父亲，为女儿三百元资料费，出售自养鸟类。无杀害、无食用、无恶意牟利。若判十年，毁掉的不仅是一个人，更是一个家庭，一个未来！”

小雨低下头，眼泪砸在图鉴封面上，洇湿了那只金红羽翼的锦鸡。

最震撼的一幕，发生在质证环节。

李荣维申请进行“现场认知测试”。他拿出十张鸟类图片（含白腹锦鸡、红腹锦鸡、环颈雉、普通野鸡等），随机编号，请五位旁听村民上台辨认。

“请指出，哪只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？”

第一位老人眯眼看了半天，指着环颈雉：“这个？城里人说值钱。”
第二位妇女犹豫：“是不是那只尾巴长的？”她指错了。
第三位青年摇头：“都不认得。”
第四位……第五位……

五人中，仅一人勉强指对，还是因为“电视里见过”。

法庭一片寂静。

审判长神色凝重，转向检察官：“公诉人，对此有何意见？”

检察官沉默片刻，终于开口：“……建议合议庭，充分考虑被告人的认知能力与主观恶性。”

这句话，像一道微光，照进铁窗。

休庭评议两小时后，宣判。

审判长站起身，声音沉稳：“本院认为，上诉人朱有田文化程度低，生活在信息闭塞山区，对白腹锦鸡的保护级别确不知情；其行为源于生存压力，无杀害、食用或恶意牟利意图；且捡蛋行为发生于2016年，当时法律未明确‘卵’属保护对象……”

朱有田浑身颤抖，几乎站不住。

“综上，原判量刑过重。依据《刑法》第63条第2款，经报请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，裁定如下：撤销原判，以非法出售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并处罚金三千元。”

五年！

不是十年！

朱有田腿一软，跪倒在地，额头抵着冰冷的地面，肩膀剧烈抽动。小雨冲过去扶他，哭喊着：“爹！爹！”

旁听席上，老杨抹了把脸，嘟囔：“板扎！总算……总算有人听见山里的话了。”

李荣维长舒一口气，眼眶发热。他知道，这已是重大突破——法律，第一次为“无知”让了一步。

然而，故事并未结束。

一个月后，云南省高院复核此案，认为“五年仍显过重”，发回昭通中院重审。

李荣维再次提交补充意见：

• 朱有田实际非法猎捕仅5只（幼崽），3只为捡蛋孵化，依法不应计入；

• 全案应定性为“非法出售”，而非“猎捕+出售”；

• 被告人已深刻悔罪，女儿面临失学，符合“特殊情况”要件。

重审庭审仅用半天。

这一次，连检察官都主动建议：“可考虑在三年左右量刑。”

2018年深秋，昭通中院作出终审判决：
朱有田犯非法出售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金三千元。

宣判当日，朱有田在看守所接到判决书，手抖得几乎拿不住。他翻来覆去只看两个字：“三年”。

三年。小雨十八岁，刚好高中毕业。
他还能看着她走进大学校门。

他把判决书贴在胸口，对着铁窗喃喃：“老婆，我对得起你了……”

但真正的转折，在最高人民法院。

按程序，此类“法定刑以下”判决需报最高法核准。许多人以为只是走形式，李荣维却不敢松懈。他连夜撰写《核准申请说明》，附上全部证据，强调此案的典型意义：

“本案暴露边疆民族地区普法盲区。若机械适用‘情节特别严重’标准，将导致大量类似案件重判，激化干群矛盾，反不利于生态保护。
建议最高法以此案为契机，明确：对文盲、偏远地区、无恶意初犯，可依法在法定刑以下量刑。”

三个月后，北京来电。

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裁定下达：维持昭通中院三年判决，并纠正罪名表述——朱有田行为应定性为‘非法出售’，捡蛋不构成‘猎捕’。

李荣维拿着裁定书，站在巧家老家的金沙江边，久久无言。

江水奔流，卷着落叶向东而去。他想起父亲的话：“山里的规矩，取一还十才长久。”
如今，法律终于学会弯腰，去听山里的声音。

消息传回鲁甸，全村沸腾。

老杨杀了一只羊，请全村吃“庆功饭”。小雨却没去。她坐在院中，翻开新日记本，写下：

2018年11月12日，晴
爹的刑期定了：三年。
不是十年，不是五年，是三年。
李律师说，这是法律给无知者留的活路。
我不信神，但今天，我信了人间有光。
我要更努力读书。
因为有人，用自由为我换来了时间。

而在看守所，朱有田开始学写字。

他用指甲在墙上划：“白腹锦鸡——国家二级保护动物，不能抓，不能卖。”
一遍，又一遍。

他知道，出狱那天，他要亲手画一张图，贴在村委会最显眼的位置——
不是冷冰冰的名录，而是一只展翅的锦鸡，下面写着大字：
“它是山神的信使，请让它飞。”

风过乌蒙，卷起漫天黄叶。
而在看不见的云端，那只崖顶的白腹锦鸡，正引颈长鸣，
仿佛在回应人间这场迟来的和解。

第七章：重生的希望

2020年腊月廿三，小年。

鲁甸的雪下得厚，朱家坪子的山路被盖成一条白练。朱有田踩着咯吱作响的积雪走出看守所大门时，天刚蒙蒙亮。他没穿囚服，换上了李荣维送的新棉袄——深蓝色，厚实，袖口还缝着“巧家”二字的暗纹。

没人来接他。他早跟小雨说好：“莫来。我自个儿走回去。”

可刚拐过山坳，就看见坡上站着一群人。老杨、王婶、刘老五……还有小雨。她裹着那件蓝布衫，站在最前头，手里捧着一个陶罐，热气腾腾。

“爹！”她喊了一声，声音哽咽。

朱有田脚步一顿，眼眶发热。三年了。女儿长高了，瘦了，但眼睛还是那么亮，像小时候看锦鸡时一样。

他走过去，接过陶罐。是苞谷糊糊，加了腊肉丁，香得直往鼻子里钻。

“饿了吧？”小雨问。

他点点头，舀了一大勺塞进嘴里，烫得直哈气，却笑出声：“板扎！还是屋头的味道。”

老杨拍拍他肩：“老朱，回来就好。火塘给你留着火呢。”

回村路上，没人提“坐牢”的事。王婶只说：“你那鸡舍，我帮你看着呢，没塌。”刘老五递来一包烟：“自家种的烟叶，劲大。”

朱有田一一谢过，心里却沉甸甸的。他知道，村民的善意背后，是愧疚——当初砸他窗户的人，如今见了他都低头绕道走。

到家后，他第一件事是扫院子。积雪下压着枯枝败叶，他一帚一帚清干净，又把柴垛重新码齐。小雨想帮忙，他拦住：“你去温书。县一中开学在即，莫耽搁。”

夜里，父女俩围坐火塘。小雨拿出录取通知书——昭通市第一中学，公费生。

“全免？”朱有田手抖着摸那红章。

“嗯。林薇姐帮我申请的‘生态助学金’。”小雨顿了顿，“李律师也出了力。”

朱有田沉默良久，忽然说：“明儿，我去林业站。”

“干啥？”

“我想当护鸟员。”

林业站站长老张起初不信。

“你？刚出来就来应聘？不怕人说闲话？”

“怕。”朱有田老实答，“可我更怕娃以后也犯我的错。”

老张打量他半晌，叹气：“站里正缺人。大坉坡那片林子，盗猎陷阱多得很。但工资低，每月一千八，还得自己巡山。”

“够了。”朱有田点头，“管饭不？”

“管一顿中午。”

“成。”

第二天，朱有田穿上林业局发的迷彩马甲，戴上红袖标，背上水壶和记录本，正式上岗。袖标上印着“生态护林员”，字迹鲜红，像一道新生的烙印。

他的第一项任务，是拆除盗猎陷阱。

大坉坡后山，荆棘丛生。他拨开灌木，果然发现铁夹子——锈迹斑斑，齿尖闪着寒光。他小心撬开，放进麻袋。一天下来，收了七个。

下山时天已黑透。他脚下一滑，滚下陡坡，左腿磕在石头上，疼得直冒冷汗。但他死死护住麻袋，生怕铁夹伤了路过的野物。

村民背他下山时，老杨骂：“憨得很！命不要了？”

朱有田咧嘴笑：“值。今儿救了不知多少条命。”

伤好后，他干了件更“憨”的事。

他用炭笔在硬纸板上画白腹锦鸡——金红羽翼，雪白肚皮，尾羽曳地。又用红漆写大字：“国家二级保护动物，捡蛋也犯法！”
画完，他挨家挨户送。

“王婶，贴灶房墙上，天天看。”
“刘老五，你家娃识字，教他认。”
“老杨叔，村委会门口，我贴一张大的。”

有人笑他：“老朱，你咋成普法先生了？”

他挠头：“莫笑。我吃过的亏，莫让你们再吃。”

渐渐地，村里风气变了。孩子看见花尾巴鸟，不再追打，而是跑回家翻图鉴；老人砍柴，会绕开锦鸡常出没的杜鹃林。

李荣维回村调研时，看见朱有田在晒场办“护鸟小课堂”。十几个娃娃围着他，听他讲：“这鸟叫白腹锦鸡，不是凤凰，是国宝。它吃虫，保庄稼，它的存在，说明山还活着。”

李荣维站在人群外，没打扰。他想起三年前那个跪地磕头的农民，如今竟能站在阳光下，成为别人的灯。

然而，父女间的隔阂，仍未完全消融。

小雨考上县一中后，住校很少回家。每次通电话，只问：“钱够不？身体好不？”从不提过去。

朱有田知道，女儿心里那道疤还在。他不敢碰，只能默默攒钱——护林员工资、帮人放羊的零工、卖山货的收入，一分不少存进小雨的账户。

2021年火把节，村里办晚会。朱有田被推上台讲话。

他紧张得手心冒汗，拿着皱巴巴的稿子念：“各位乡亲……我朱有田，因不懂法，坐了三年牢。那八只鸡，四只死了，四只放归……我后悔，不是因为坐牢，是因为差点毁了娃的未来。”

台下静悄悄。

“现在，我是护林员。每天巡山，看鸟，拆陷阱。有人说我赎罪，我说不是。我是学规矩——山有山的规矩，国有国的规矩。我们山里人，得学会两样都守。”

他顿了顿，声音哽咽：“别让我的错，变成你们的命。”

台下爆发出掌声。小雨站在人群最后，眼泪无声滑落。

晚会结束，她走到父亲面前，轻声说：“爹，我收到大学预录取通知了。西南林业大学，野生动物保护专业。”

朱有田愣住，随即咧嘴大笑，眼角却湿了：“好！好！比我强！”

那晚，父女俩坐在火塘边，说了三年来最长的话。小雨哭诉委屈：“他们说我爸是罪犯……我连头都不敢抬……”

朱有田紧紧握住她的手：“爹对不起你。但从今往后，咱爷俩一起，把丢的脸面挣回来。”

2022年春，朱有田参与放归仪式。

林业局将一批康复的野生动物送回大坉坡。其中，有两只白腹锦鸡——正是当年幸存的那四只中的两只。

放归那天，阳光正好。朱有田颤抖着打开笼门。锦鸡迟疑片刻，忽然振翅冲天，金红羽翼划破蓝天，雪白腹部如一道光。

众人屏息。

朱有田跪地合十，未发一言。只有泪水，顺着沟壑纵横的脸颊滑落，滴进泥土。

那一刻，他仿佛看见三年前客运站死去的那四只鸟，也在云端展翅，与同伴汇合，飞向乌蒙山深处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。

朱有田的护林日志越写越厚。某页写着：

2023年4月12日，晴
今日红外相机拍到：白腹锦鸡带三只幼崽觅食。
地点：大坉坡东崖。
山，活了。

而小雨在大学宿舍的书桌上，摆着那只旧瓦盆——当年孵锦鸡用的。盆底压着一张纸条，是朱有田的字迹：
“莫忘来路，方知去处。”

风过山梁，新绿初萌。
曾经因一只鸟而破碎的人生，
正在以守护千鸟的方式，
悄然重生。

第八章：未来之光

2026年春，鲁甸的杜鹃开得漫山遍野，红得像火，白得如雪。

朱家坪子村口新修了一座小楼，青瓦白墙，木格窗棂，门楣上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牌匾——“乌蒙山生态文化馆”。这是乡村振兴项目拨款建的，村里人原想叫“村史馆”，朱有田提议改名：“莫只讲过去，要讲未来。”

今天是开馆日。

小雨穿一身浅蓝色学士服，站在馆内主厅中央，正为一群小学生讲解。她已从西南林业大学毕业，婉拒了省城研究所的offer，执意回乡，成了鲁甸县第一位“乡村生态文化专员”。

“同学们看这里，”她指向展柜，“这个竹筐，就是当年我爹装锦鸡用的。旁边这张纸，是判决书复印件。还有这叠钱——”她轻轻抚过玻璃，“八百元，崭新的，后来被刘强退回来了。”

孩子们睁大眼睛，小手贴在玻璃上，仿佛能触摸到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。

“那……你爸恨那只鸟吗？”一个男孩问。

小雨笑了：“不恨。他现在每天巡山，就盼着能远远看它一眼。他说，那是山神的信使，回来，山才活。”

话音未落，馆外传来熟悉的咳嗽声。朱有田拄着一根磨得发亮的竹杖走进来——三年前摔伤的腿落下病根，阴雨天就疼。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护林员马甲，袖标上的字已褪色，却依旧端正。

“爹！”小雨迎上去，“您咋来了？不是说腿疼在家歇着？”

“歇不住。”朱有田摆摆手，目光落在展柜里，“听说今儿放红外影像，我得来看看。”

小雨点点头，走到控制台前，按下播放键。

墙上大屏幕亮起：夜色中的大坉坡东崖，红外镜头捕捉到一只白腹锦鸡带着三只幼崽觅食。成鸟昂首警戒，幼鸟蹦跳啄食，尾羽在月光下泛着微光。画面右下角时间戳：2025年11月3日。

“是它！”朱有田声音颤抖，“就是当年放归的那只！你看它左翅尖有道白痕——我亲手包扎过的！”

全场寂静。孩子们屏住呼吸，仿佛怕惊扰了影像中的精灵。

小雨轻声说：“专家说，这是鲁甸近十年首次记录到白腹锦鸡成功育雏。说明我们的栖息地修复，有效了。”

朱有田眼眶发热。他想起那个雪夜，自己跪在客运站外，以为这辈子再看不见活的锦鸡。如今，它不仅活着，还繁衍了后代。

开馆仪式后，村民聚在院坝吃“长街宴”。八仙桌拼成长龙，摆满腊肉、洋芋饭、苦荞粑粑。老杨举杯：“敬小雨！大学生回村，板扎得很！”

小雨端起搪瓷缸，里面是苞谷酒：“敬大家！没有你们的包容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”

李荣维也来了。他如今是云南省律协生态法律专委会主任，仍常回昭通办案。他没坐主桌，而是蹲在火塘边，和几个孩子讲法律故事。

“知道为啥你朱叔只判三年不？”他问。

“因为法律有温度！”一个女孩抢答。

李荣维笑：“对喽！法律不是铁板，是活水。它要流进山沟，才能养活鱼。”

不远处，朱有田和小雨坐在石阶上。夕阳把父女俩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几乎融进乌蒙山的轮廓里。

“林薇姐来信了，”小雨说，“她说‘公民科学家’项目要在鲁甸设点，招募村民用手机APP记录鸟类鸣叫。”

“好啊！”朱有田点头，“王婶家孙子会玩手机，让他干。”

“还有，”小雨犹豫了一下，“最高法刚发布新规——对边疆民族地区涉野犯罪，量刑要充分考量认知能力、生存状况和悔罪表现。”

朱有田一愣，随即咧嘴笑了：“好！好！总算……总算有人听见山里的话了。”

他抬头望向崖顶。那里，一道金红身影掠过，雪白腹部在夕阳中一闪，如一道光，划破苍茫。

夜深人散，小雨独自留在馆内整理资料。

她打开手机，一条新闻推送弹出：
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〈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〉》
其中明确写道：

“对文盲、偏远山区居民，因生产生活需要，少量猎捕、出售非食用性野生动物，未造成种群损害，且认罪悔罪的，可依法从宽处理。”

她截图发给李荣维。

对方秒回：“你爸的故事，成了司法解释的注脚。”

小雨眼眶一热。她走到窗边，推开木格窗。山风涌入，带着杜鹃和松针的气息。远处，洒渔河静静流淌，汇入金沙江，奔向长江，最终入海。

她忽然明白：
父亲的命运，曾如一颗被踩碎的蛋，
却因无数双手的托举，
孵出了整片森林的春天。

几天后，小雨带学生巡山。

孩子们背着小本子，学着辨认鸟鸣、记录足迹。走到大坉坡东崖，她指着远处一片灌木丛：“看，那是锦鸡最爱的箭竹林。我们绕开，莫惊扰。”

一个男孩问：“小雨老师，你后悔生在山里吗？”

她摇头：“不后悔。正因为生在这里，我才懂得——真正的保护，不是把鸟关进笼子，而是让人学会退出。”

下山时，她看见父亲站在坡上等她。他手里拎着个旧瓦盆——当年孵锦鸡用的。盆里，铺着新采的苔藓。

“干啥呢？”小雨问。

“做个仿生巢箱，”朱有田憨笑，“挂林子里，供野生锦鸡用。专家说，这样能提高繁殖率。”

小雨接过瓦盆，轻得几乎没有重量。可她知道，这里面盛着的，是一个父亲迟来的赎罪，一个村庄的觉醒，和一个时代的微光。

最后一幕，发生在初夏清晨。

小雨独自登上崖顶。晨雾未散，林间传来清越鸟鸣。她举起望远镜——

一只白腹锦鸡立于巨石之上，金红羽翼舒展，雪白腹部如新雪，尾羽曳地如霞。它昂首啼鸣，声震林樾。

而在它脚下，腐叶深处，几颗灰褐色的蛋静静躺着，斑点如星。

小雨没有靠近。她只是远远站着，轻声说：“飞吧。这片山，永远是你的家。”

风过山梁，新绿翻涌。
无人惊扰，
亦无人遗忘。

（完）

👨‍⚖️ 作者介绍

作者｜李荣维
北京市昌久律师事务所 派驻昭通律师
执业证号：15301200910928412
电话/微信：13578084131

李荣维律师系“刑事案件三维辩护体系（三维-九法-二十七式）”独创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