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维辩护

“三维辩护体系”本身是中国刑事诉讼语境下的产物，不能直接适用于国际刑事法院（ICC）或外国国内法院的追诉程序。然而，在涉及中国元素的跨境刑事案件（如引渡、资产追缴、境外起诉中国公民等）中，该体系的思维框架和策略逻辑可以被创造性转化与有限应用，尤其在对抗以中国为证据来源地或行为发生地的国际追诉时。

以下是其在三类典型国际追诉场景中的具体应用方式：

一、在引渡/遣返程序中：阻断移交的合法性基础

当某国依据双边引渡条约或国际协作机制，请求将身处第三国的中国公民移交给中国（或反之），律师可运用“三维”逻辑进行抗辩：

1. 程序维度 → 聚焦人权与程序保障

• 核心策略：援引《联合国反酷刑公约》及目标国法律，论证若被引渡至中国，当事人将面临酷刑、不公正审判或超期羁押风险。

• 具体操作：

• 提交中国司法实践中存在“指定居所监视居住”、刑讯逼供未彻底杜绝等报告；

• 强调中国“认罪认罚从宽”制度可能变相剥夺有效辩护权；

• 引用李荣维体系中对“黄金37天”内权利易受侵害的分析，佐证程序不公风险。

• 目标：说服引渡审查法官拒绝移交（如加拿大、英国法院常以此为由拒引渡）。

2. 证据维度 → 质疑中方证据的可靠性

• 核心策略：指出中方提供的证据（如口供、电子数据）系通过非法程序获取，不符合目标国证据采纳标准。

• 具体操作：

• 援引“三维体系”中对“同步录音录像缺失”“电子数据无哈希值校验”等问题的审查方法；

• 论证此类证据在英美法下构成“毒树之果”（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），应予排除。

• 目标：削弱引渡请求的证据基础。

3. 罪名维度 → 主张“双重犯罪原则”不满足

• 核心策略：论证中方指控的罪名（如“寻衅滋事”“非法经营”）在请求国不构成犯罪。

• 具体操作：

• 借鉴“三维体系”对中国特色“口袋罪”的解构逻辑，说明其模糊性与任意性；

• 对比两国刑法条文，证明行为在请求国属合法或仅属民事纠纷。

• 目标：因不满足“双重犯罪”（Dual Criminality）要件而阻却引渡。

✅ 案例映射：孟晚舟案中，加方律师团队虽未使用“三维体系”之名，但其抗辩逻辑（程序滥用、证据政治化、罪名不成立）与“三维”高度契合。

二、在境外刑事起诉中（如美国起诉中国公民）：切割中国因素

当外国检方以与中国相关的活动（如出口管制、商业秘密、制裁规避）起诉中国公民或企业时：

1. 证据维度 → 解构“中国关联”证据链

• 审查美方证据是否依赖未经核实的中方情报、有偏见的媒体报道或不可靠线人。

• 运用“三维体系”中的资金流向追踪、主体身份核查等方法，证明当事人行为与指控无关。

2. 罪名维度 → 主张文化或制度误解

• 例如，在“商业秘密”案中，论证中国企业内部信息管理方式不同于西方，并非“窃取”，而是制度差异。

• 在“违反制裁”案中，说明当事人因中国外汇管制或国企审批流程被动卷入，缺乏主观故意。

3. 程序维度 → 反制“长臂管辖”滥用

• 主张美方行使域外管辖权违反国际法比例原则；

• 要求披露情报来源，保障交叉询问权——这正是“程序合规”精神的国际化表达。

三、在国际资产追缴/没收程序中：保护合法财产权

当外国法院或国际组织（如世界银行）试图没收与中国案件相关的海外资产时：

1. 证据维度 → 证明资产合法性

• 运用“三维体系”中对财产来源、用途、权属的精细化审查方法，提供贷款合同、贸易单据、完税证明等，切断资产与所谓“犯罪所得”的联系。

2. 程序维度 → 主张正当程序缺失

• 指出中方未给予当事人申辩机会，或资产认定程序违反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》第54条关于“保护善意第三人”的要求。

3. 罪名维度 → 否定上游犯罪成立

• 若主罪（如贪污）在中国已被判无罪或撤销，则境外基于同一事实的没收程序失去前提——这正是“罪名辨析”在跨境执行中的延伸。

总结：如何“转化”而非“照搬”

🔑 关键提示：
在国际舞台上，“三维辩护体系”不是一套可直接提交的法律文书模板，而是一种结构化、系统化的抗辩思维工具。律师需将其内核——协同审查证据、精准界定行为、坚守程序正义——融入目标法域的法律语言与诉讼规则之中，方能有效维护当事人权益。

因此，它在国际追诉中的价值，不在于“用中国法去打外国官司”，而在于以中国司法实践为镜，揭示追诉中的漏洞、偏见与不公，从而构建更具说服力的全球辩护策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