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维辩护

2016年，四川绵阳某商务娱乐会所被公安机关查处，现场查获多对正在进行卖淫嫖娼活动的人员。经查，该会所自当年4月至8月，组织卖淫346次，形成包括投资人、管理人员、服务人员在内的完整运营链条。

检察机关对七名涉案人员提起公诉：

• 一名主要投资人、一名店长、一名卖淫女管理者 → 以组织卖淫罪起诉；

• 一名管账人员、三名接待/保安 → 以协助组织卖淫罪起诉。

一审判决后，投资人与卖淫女管理者提出上诉：

• 投资人称：“我没参与日常管理，不应认定为主犯，且有自首情节！”

• 管理者称：“我只是执行指令，应定协助组织卖淫罪！”

二审法院经审理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此案直指三大核心问题：

1. 主要投资人不参与具体管理，是否仍为主犯？

2. 负责卖淫女排班、考勤的人员，属于组织者还是协助者？

3. 自动投案但未第一时间如实供述，能否认定为自首？

本文依托李荣维律师独创的“刑事案件三维辩护体系”（证据—罪名—程序三维），对此类复杂共同犯罪进行精准拆解。

一、证据解构：角色不同，行为性质天壤之别

控辩双方对基本事实无争议，但对行为法律性质存在根本分歧：

• 主要投资人：

• 租赁场地、设立会所；

• 聘请总经理并默许卖淫活动开展；

• 安排亲属保管营业款项。
  → 虽未直接指挥，但系整个犯罪体系的实际控制人。

• 卖淫女管理者：

• 负责招聘、排班、请假审批、工资发放；

• 直接决定卖淫女能否上岗、何时休息。
  → 实质行使对卖淫活动的日常管理权。

• 四名外围人员（管账+接待/保安）：

• 引导嫖客、推荐服务项目、领取提成；

• 无权参与定价、人员调度或制度制定。
  → 仅为保障卖淫顺利进行的辅助角色。

✅ 证据维度结论：
是否对卖淫活动拥有“管理与控制权”，是区分组织行为与协助行为的核心标准。

二、罪名辨析：主犯≠亲力亲为，协助≠作用微小

（一）主要投资人 = 主犯！

法院明确指出：在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，主要投资人即使不参与日常运营，仍应认定为主犯。
理由在于：

• 其是场所的实际所有者和受益人；

• 通过雇佣他人实现其犯罪意志；

• 对整个非法经营活动具有最终决策权与支配力。

📌 规则重申：
“幕后老板”不因“隐身”而免责，出资+控制 = 主犯地位。

（二）管理卖淫女 = 实施组织行为！

涉案管理者辩称“仅执行指令”，但法院认定：

• 排班、考勤、薪酬发放等行为，构成对卖淫人员的直接控制；

• 其与卖淫女之间存在管理—被管理关系；

• 该行为已超越“帮助”范畴，属于组织卖淫罪的实行行为。

⚠️ 关键区分标准：

• 组织行为：涉及对卖淫活动的策划、调度、规则制定（如排班、准入、分成）；

• 协助行为：仅提供外围支持（如望风、记账、引导），不接触核心管理。

（三）接待/保安为何只定“协助”？

四名外围人员：

• 按上级指令推荐服务；

• 不参与任何制度设计；

• 无法决定卖淫是否发生、由谁提供。
  → 其行为属于《刑法》第358条第4款规定的“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”，不构成组织卖淫罪。

三、程序合规：自首认定有严格“时间窗口”

主要投资人主动投案，但在首次讯问中否认明知会所存在卖淫活动，直至同案人员供述后才承认。

法院认定：不构成自首。依据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：

• 自首要求“自动投案 + 及时如实供述”；

• 若司法机关在嫌疑人供述前已掌握主要犯罪事实，其后续交代属“被动认罪”，不成立自首；

• 本案中，其第二次供述前，已有同案人证实其知情，侦查机关已掌握关键证据。

✅ 程序维度启示：
自首必须体现“主动性与及时性”，拖延供述仅可作为酌定从轻情节，不能享受法定从宽待遇。

结语：罪责之分，在于权力，而非头衔

本案清晰划出三条司法红线：

• 主犯 = 拥有最终控制权的人（无论是否露面）；

• 组织罪从犯 = 实施管理行为的中层人员（如“鸡头”）；

• 协助罪 = 无管理权限的执行末端（如接待、保安）。

刑事案件三维辩护体系在此案中的应用表明：

• 证据维度必须穿透岗位名称，还原实际权限结构；

• 罪名维度必须紧扣“是否实施组织行为”这一本质要件；

• 程序维度需严格适用自首等量刑规则，防止宽纵或误伤。

在打击组织卖淫犯罪中，法律既要揪出“幕后操控者”，也要精准区分“穿西装的管理者”与“穿制服的服务员”。因为真正的公正，不在于惩罚多少人，而在于让每个人承担与其角色相匹配的法律责任。

作者：李荣维｜北京市昌久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 律师
电话：13578084131（微信同号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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