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5年，山东青岛，杨某星租赁房屋开设卖淫窝点，后与逄某敏合伙经营，招聘多名女性从事卖淫活动。二人分工明确：杨某星负责网络招嫖、客服、记账；逄某敏负责接送嫖客、望风、现场管理。

纪某峰原为卖淫女，后成为杨某星情人，转而担任“客服”：接听嫖客电话、指引地点、创建工作微信群、面试新人、处理请假等。

案发后，检察机关以组织卖淫罪起诉三人。法院认定：

• 杨某星、逄某敏为主犯，构成组织卖淫罪；

• 纪某峰虽作用较小，但仍构成组织卖淫罪（从犯），而非协助组织卖淫罪。

此案引发核心争议：
同样是“打下手”，为何有人定“组织罪”，有人却只算“协助”？

本文依托李荣维律师独创的“刑事案件三维辩护体系”（证据—罪名—程序三维），对此类高发且易混淆的罪名边界进行系统拆解。

一、证据解构：行为性质决定罪名，而非职位名称

控辩双方对事实无异议，但证据维度揭示行为本质差异：

• 杨某星 & 逄某敏（主犯）：

• 共同出资、均分利润；

• 直接招聘、定价、分成、管理卖淫女；

• 控制整个卖淫链条运行。

• 纪某峰（从犯）：

• 表面是“客服”，实则参与核心管理：
  ✅ 创建包含老板、卖淫女的工作群（用于调度）；
  ✅ 面试新卖淫女（筛选人员）；
  ✅ 批准卖淫女请假（行使管理权）。

• 虽也做“指引嫖客”等外围工作，但整体行为嵌入组织体系，非单纯辅助。

✅ 证据维度结论：纪某峰的行为已超越“协助”范畴，实质参与了对卖淫活动的组织与管理。

二、罪名辨析：关键不在“作用大小”，而在“是否实施组织行为”

（一）法律明确：两类罪名的本质区别

根据《刑法》第358条及《涉卖淫刑案解释》：

• 组织卖淫罪：指以招募、雇佣、纠集等手段，直接管理或控制他人卖淫的行为。
  → 即使起次要作用，也属组织罪的从犯。

• 协助组织卖淫罪：指不参与组织管理，仅在外围提供支持，如：

• 招募/运送人员（但不管理）；

• 充当保镖、打手、望风；

• 单纯管账、开车接送（无决策权）。

📌 核心规则：
区分标准不是“作用轻重”，而是“行为性质”：

• 若行为涉及对卖淫者的调度、指挥、规则制定 → 组织行为；

• 若仅为保障性、服务性、被动执行 → 协助行为。

（二）本案为何不定“协助组织卖淫罪”？

纪某峰的多项行为已构成组织行为的组成部分：

• 创建工作群：用于实时调度卖淫女与嫖客，属信息中枢；

• 面试新人：决定谁可加入卖淫团队，属人员准入控制；

• 批准请假：体现对卖淫女人身活动的管理权限。

这些行为表明，她不是外部帮手，而是内部管理者，尽管层级较低。

⚠️ 常见误区：
“客服=协助”“望风=协助”——不能仅看岗位名称，而要看实际职能。

三、程序合规：牵连行为从一重罪处断

本案还涉及行为竞合问题：

• 纪某峰既实施了组织行为（管理、调度），也实施了协助行为（指引嫖客）；

• 但所有行为均服务于同一犯罪目的——组织卖淫；

• 根据刑法理论，此类牵连犯应从一重罪处罚，即定组织卖淫罪。

法院虽在司法解释出台前判决，但逻辑与《涉卖淫刑案解释》完全一致：

• 认定其为组织卖淫罪的从犯；

• 依法减轻处罚，判处二年六个月（远低于主犯的五年以上）。

✅ 程序维度启示：
对复合型角色，必须综合评估其全部行为，避免因局部行为误判整体性质。

结语：罪名之差，不在头衔，而在权力

杨某星案清晰划出一条红线：

• “组织” = 对卖淫活动拥有管理权、控制权、决策权；

• “协助” = 无管理权，仅提供外围支持。

纪某峰虽未出资、不分红，但她能决定“谁可上班”“何时请假”“如何对接客户”，这已构成组织体系中的管理节点。因此，她不是“帮凶”，而是“共犯”——尽管是从犯。

刑事案件三维辩护体系在此案中的应用表明：

• 证据维度必须穿透岗位表象，还原行为实质；

• 罪名维度必须紧扣“是否实施组织行为”这一核心；

• 程序维度需妥善处理牵连行为，确保定性精准。

在打击卖淫犯罪中，法律既要严惩幕后黑手，也要精准识别“穿制服的管理者”与“站门口的望风者”。因为罪名的准确适用，不仅关乎刑罚轻重，更关乎司法公正的底线。

作者：李荣维｜北京市昌久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 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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