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维辩护

2010年9月，安徽某村发生一起命案：41岁村民徐某某在家中遇害，头面部遭木制马扎多次击打，并被扼颈致死。警方在现场凶器——一把沾满血迹的马扎上，检出被害人与村民康某良的混合DNA。

康某良在侦查阶段曾作有罪供述，称因欲与徐某某发生性关系未遂而行凶。但进入审判阶段后，他坚称遭受刑讯逼供，翻供否认作案，并提出：“我可能早前借坐过那把马扎”。

此案历经三次一审、两次二审、一次最高法死刑复核，最终由安徽省高院宣告康某良无罪。

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在于：
当DNA出现在凶器上，是否就等于“铁证如山”？
当被告人先认罪后翻供，是否就是“狡辩”？

本文依托李荣维律师独创的“刑事案件三维辩护体系”（证据—罪名—程序三维），对此类依赖生物证据定案的高风险案件进行系统拆解。

一、证据解构：DNA≠作案，关键看“关联性强度”

控方将“马扎上检出康某良DNA”作为核心证据，但证据维度揭示其致命缺陷：

• 接触DNA的非排他性（招式5）：
  公安部鉴定人员明确答复：汗液、皮屑等均可留下DNA，且可保存数月甚至数年；多人先后接触同一物品，可形成混合图谱，无法判断附着时间与顺序。

• 生活场景的合理解释（招式6）：
  康某良与被害人家仅一街之隔，农村邻里常借用板凳、马扎；其辩称“案发前一两个月曾在被害人家门口坐过”，符合当地生活习惯，且无法被证伪。

• 反向证据削弱排他性（招式3）：
  案发后至少三人接触过该马扎，但DNA鉴定未检出其任何一人，说明“未检出≠未接触”。同理，真凶使用马扎也可能因未留DNA而漏检。

✅ 证据维度结论：该DNA鉴定仅能证明“曾接触”，不能证明“作案时使用”，关联性薄弱，不具备排他性。

二、罪名辨析：翻供不是“狡辩”，而是权利的正当行使

康某良在侦查阶段认罪，审判阶段翻供，法院最初视为“不老实”。但罪名维度要求我们重新审视：

（一）有罪供述本身存在重大瑕疵

• 供述内容不稳定：

• 动机从“偷棉被”变为“求性关系”；

• 击打次数从“三下”变为“连续猛砸”；

• 后期才补充“掐脖子”“屋内有闪烁灯光”等细节——恰与尸检、证人证言高度吻合，显系“供随证变”。

• 关键情节无法印证：

• 称“酒后作案”，但家属证实其妻病重期间滴酒未沾；

• 称“爬窗逃离、手沾血”，但窗框、家门无任何指纹或血迹；

• 称“被马扎砸背”，但体表无伤痕。

（二）翻供理由具有合理性

• 声称“被羁押多日、遭受变相逼供”；

• 解释“在检察院不敢翻供，误以为检察官是侦查人员”；

• 强调“围观现场后知道马扎是凶器，故在侦查时否认接触，以免惹祸”。

📌 核心规则：
翻供是否可信，不取决于“是否改变口供”，而取决于“新解释是否合理、旧供述是否可靠”。

三、程序合规：死刑复核纠正“唯DNA论”误区

本案暴露基层司法对客观证据的盲目信任：

• 过度依赖DNA：
  一审将“检出DNA”直接等同于“使用凶器”，忽视农村熟人社会中物品共享的常态。

• 轻视翻供审查：
  仅凭“有同步录像”“入所体检无伤”即否定刑讯可能，未深入核查羁押期间是否存在疲劳审讯、威胁诱供等变相逼供。

• 最高法精准纠偏（招式26）：
  复核阶段重点咨询DNA专家，厘清“接触DNA”的局限性；全面比对供述与客观证据的印证逻辑，发现“供随证变”疑点，最终以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发回重审。

✅ 程序维度启示：
在命案中，不能因出现DNA就放松对全案证据链的审查；
对翻供必须“认真听、仔细查、科学判”，而非简单贴上“狡辩”标签。

结语：DNA是科学，但不是神谕

康某良案是一面镜子：

• 它照见了司法对“高科技证据”的迷信；

• 也照见了对被告人辩解的傲慢；

• 更照见了无罪推定在生死关头的真正分量。

刑事案件三维辩护体系在此案中的应用表明：

• 证据维度必须穿透“检出DNA”的表象，追问“何时接触、如何接触”；

• 罪名维度必须警惕“供证印证”的陷阱，识别“被动迎合”与“主动供述”；

• 程序维度必须保障被告人有效行使翻供权，防止冤案在“铁证”幻觉中铸成。

正如最高法所警示：DNA鉴定意见的关联性，远比其客观性更值得深究。
在每一个命案中，我们不仅要问“证据有没有”，更要问——
“它真的指向他吗？”

作者：李荣维｜北京市昌久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 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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