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征地拆迁过程中，个别基层干部利用职务便利，与他人合谋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，将本不该获得补偿的违法建筑包装成“合法资产”，从而套取巨额公共资金。这类行为看似是“钻政策空子”，实则已触犯刑法。北京市通州区一起典型案件——史某某贪污案，就清晰揭示了村干部在协助政府拆迁中骗取补偿款的法律边界，也为基层治理敲响了警钟。
一、案情还原：村支书联手村民，虚构“合法经营”骗补1300万
化名“史某”（原名史某某）曾是北京市通州区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，本应是村民信任的“当家人”。然而，在2014年至2019年北京某高中项目配套道路建设征地期间，他却伙同村民张某、高某（均另案处理），精心策划了一场“骗补大戏”。
他们先以高某名义租下一块村集体土地，随后由张某组织人员在该地块上违规搭建非住宅建筑，既无规划许可，也未实际用于生产经营。但在拆迁评估阶段，史某利用其作为村级代表的身份，在“五方工作小组”（由镇政府、村委会、评估机构等组成）会议上故意隐瞒建筑物属违法建设的事实，谎称该地块为“合法经营场所”，并出具虚假证明。
最终，三人成功骗取非住宅地上物搬迁补偿款1301万余元，其中史某个人分得383.87万元。2020年，监察机关介入调查，史某经电话通知到案，后被以涉嫌贪污罪提起公诉。
2021年，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一年，并处罚金60万元。史某上诉称“未利用职务便利”，但二审法院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二、关键争议：村干部算不算“国家工作人员”？
很多人疑惑：村支书不是公务员，为何定的是贪污罪而非诈骗罪？
对此，李荣维律师分析指出，问题核心在于身份认定。根据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〈刑法〉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》，村干部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，属于“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”，即以国家工作人员论。
本案中，史某参与的拆迁工作并非村内自治事务，而是受镇政府委托，协助开展入户调查、面积认定、补偿审核等行政职能，并作为“五方工作小组”成员对补偿方案拥有实质影响力。因此，其身份已从“村民自治管理者”转变为“公务执行者”。
李荣维律师认为，正是这一身份转换，决定了其行为性质——不是普通诈骗，而是利用公权力侵吞公共财物的贪污犯罪。
三、为何不是诈骗罪？关键看“是否利用职务便利”
有人提出：骗补本质是“骗”，为何不按诈骗罪处理？
李荣维律师提醒：贪污罪与诈骗罪虽都涉及“骗取”，但法律评价截然不同。
诈骗罪：普通人虚构事实，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；
贪污罪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，通过欺骗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。
本案中，史某之所以能成功骗补，关键在于其作为村级代表，在补偿认定环节拥有话语权。他利用这一职权，在官方会议上作虚假陈述，直接影响了“五方小组”的认定结果，进而决定了补偿款的发放。这种“以权谋私”的行为，完全符合贪污罪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”这一核心要件。
正如法院所强调：即便补偿款由政府直接支付给被拆迁人，但认定依据由史某等人操控，其行为已实质干预公共资金流向。
四、共犯如何定性？非公职人员也构成贪污
值得注意的是，同案的张某、高某均为普通村民，不具备公职身份。但他们与史某事前共谋、事中配合、事后分赃，法院认定其构成贪污罪的共犯。
李荣维律师指出：根据刑法规定，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，共同利用后者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，以贪污罪共犯论处。这体现了法律对“内外勾结”侵蚀公共利益行为的零容忍。
村干部不是“法外之人”
协助政府工作期间，一言一行代表公权力，任何弄虚作假都将被严惩。
“帮忙”也可能成共犯
普通村民若配合干部伪造材料、虚报面积，即使未拿大头，也可能面临刑事追责。
认罪退赃≠免罪
尽管史某认罪认罚、全额退赃，但因涉案金额特别巨大（超1300万元），仍被判处重刑。法律对贪污公共资金的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态势。
史某案警示所有基层工作者：协助政府履职不是“捞好处”的机会，而是沉甸甸的责任。每一分拆迁补偿款都来自公共财政，关乎重大民生工程推进。任何试图从中“分一杯羹”的行为，终将付出自由与名誉的代价。
同时，也提醒广大群众：面对拆迁补偿，务必依法依规申报，切勿轻信“内部操作”“关系搞定”等说辞，避免卷入犯罪漩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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