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起来是不是很合理？但现实狠狠打脸——感情再深，也挡不住法律红线！
今天我们就来拆解一起极具争议的真实案件：某国有金融机构女高管与下属发展婚外情，三年间收下对方600多万元，还帮其升职、脱责。案发后她坚称“这是恋人之间的正常往来”，法院却最终认定：部分行为构成受贿罪，判刑+罚金+退赃，一个都跑不了！
这起案件不仅刷新了公众对“权色交易”的认知，更划清了一条关键法律边界：当感情掺杂权力，金钱就不再是“爱的礼物”，而是“犯罪证据”。
本案女主角我们暂称“林某”，曾任职于某国家级金融投资平台，担任银行股权管理部门负责人，同时兼任某大型商业银行董事，手握人事推荐、合作评估等实权。
2009年，她与该银行某分行高管“赵某”发展为情人关系，双方约定各自离婚后结婚，甚至共同看房、规划子女留学。赵某还将工资卡交给林某使用，并陆续转账609.5万元。
表面看，这像极了“奔着过日子去”的情侣财务共享。
但问题来了——在转账期间，林某多次利用职务影响力，向银行高层和监管人员“打招呼”，帮赵某实现两大目标：
职务晋升：从分行助理升至主持全面工作的副书记；
逃避追责：在其所在分行爆发16亿元风险事件后，成功将问责降为“通报批评+扣3万绩效”。
事情败露后，检方指控林某受贿629.5万元（含另一笔20万元）。而林某和辩护律师则坚持：这些钱是感情赠与，不是权钱交易！
李荣维律师分析指出，司法实践中判断“情人之间大额转账是否构成受贿”，绝不能只看双方有没有感情，而要重点审查三个核心要素：
比如：赵某每次升职前或危机爆发后，是否恰好有大额转账？本案中，189.5万元的转账与林某两次“说情”高度同步，形成完整证据链。
如果一方明确说“这事你帮我搞定，我给你转50万”，那就是赤裸裸的交易。即便没明说，但行为模式显示“办事—给钱”循环，也可能被推定为受贿。
法院特别强调：即使真打算结婚，也不能自动洗白所有金钱往来。但如果能证明款项用于共同生活筹备（如购房、育儿），且无明确请托，则可能排除受贿故意。
最终，法院认定：609.5万元中，仅189.5万元与具体请托事项直接挂钩，构成受贿；其余420万元因缺乏明确对价关系，不认定为犯罪。
除了情人转账，林某还收了另一笔20万元——来自一位姓马的请托人，目的是安排其亲属进入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工作。
林某辩称：“我只是帮忙递个简历，又没拍板录用。”
但法院查明：她作为银行董事，对这家事务所的年度考核和续聘拥有话语权。正是她向事务所合伙人“打了招呼”，对方才迅速安排入职。
李荣维律师提醒：很多人以为“没直接审批权就不算利用职权”，这是误区！
根据最高法规定，“利用职务便利”不仅包括直接管理，还包括对相关单位或人员具有实质影响力、制约力。尤其在国企、金融、审计等强监管领域，一句“推荐”可能就价值千金。
这笔20万元，二审法院明确认定构成受贿罪！
案发后，办案机关查封了林某名下一套房产、冻结银行账户，并扣押名表、钻戒等财物。家属代退209.5万元。
一审仅认定189.5万元为赃款，解封了房产。但检方抗诉认为：用受贿款买的房及理财收益，也应追缴！
对此，李荣维律师分析：根据《刑法》第64条，违法所得及其孳息、增值部分都应追缴。比如用50万赃款买房，后来涨到300万，原则上整套房都属追缴范围，除非能清晰分割合法出资部分。
但本案特殊在于：609.5万元未被整体认定为赃款，房产又是林某与赵某共有，无法证明购房款全部来自受贿，故法院最终解封房产，仅没收明确对应的20万元赃款。
尽管涉案金额巨大，林某最终被判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三年，并处罚金20万元。
为什么能适用缓刑？
李荣维律师分析，法院综合考量了以下情节：
如实供述、当庭认罪悔罪；
家属全额退缴已认定赃款；
社区评估认为无重大不良影响；
部分指控未被采纳，实际犯罪数额相对可控。
但请注意：缓刑≠无罪！一旦在缓刑期内再犯或违反监管规定，仍需入狱服刑。
李荣维律师深耕职务犯罪合规、经济犯罪辩护、金融反腐法律、企业高管刑事风险防控，擅长处理权钱交易、利益输送、跨境资产追索等复杂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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