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1年6月，江苏徐州某外国语学校中考结束后的午休时段，收废品的蒋某某（化名）为图省事，竟将一整袋废旧书本从五楼直接抛下。他探头看了看楼下，以为“没人”，便松手扔下。不料，恰在此时，学生家长顾某（化名）经过食堂前的洗碗区，被重重砸中头部，当场倒地。
经鉴定，顾某头部重伤二级，眼部、鼻部均构成轻伤。案发后，蒋某某立即将其送医，并于次日主动投案。他还积极赔偿10万余元，取得被害人谅解。
然而，在法庭上，检方以“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”提起公诉——这是重罪，最高可判死刑。蒋某某却辩称：“我不是故意的，只是疏忽大意。”他不认可指控罪名，但当法官向他解释“过失致人重伤罪”的构成和刑期后，他当场表示：“我接受这个定性，愿意认罪认罚。”
一审法院采纳其意见，改判为过失致人重伤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二年。检方却提出抗诉，认为：“认罪认罚是庭后才提的，未经质证，程序违法！”
二审法院最终驳回抗诉，维持原判。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在于：当检察院没启动认罪认罚程序，而被告人只接受法院认定的新罪名时，法院能不能主动适用‘认罪认罚从宽’？
答案是：可以，而且应当！
蒋某某的行为看似简单，却涉及法律定性的重大分歧：
检方观点：在教学区域高空抛物，明知可能危及不特定人员安全，属于“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”；
法院观点：案发时学校已放假，现场基本无人，蒋某某虽未采取防护措施，但主观上是“轻信能够避免”，属于过失，而非故意放任危险发生。
更重要的是，蒋某某全程配合：自首、救人、赔偿、道歉。他在庭审中明确表示：“我对事实没异议，只是觉得不是故意犯罪。如果法院认定是过失致人重伤，我认，也愿意接受处罚。”
正是这一表态，成为法院适用“认罪认罚从宽”的关键依据。
很多人以为，只有签了《认罪认罚具结书》才算数。但法律并非如此僵化。
李荣维律师分析指出：
“认罪认罚的核心是‘自愿+真实+悔罪’，而不是形式。根据最高法、最高检等五部门《指导意见》，认罪认罚制度贯穿侦查、起诉、审判全过程。哪怕检察院没启动，只要被告人在审判阶段真诚认罪、接受法院认定的罪名和刑罚，法院就有权主动适用从宽。”
他进一步解释本案逻辑：
蒋某某承认全部事实；
他对行为性质有辩解（“不是故意”），但接受法院依法认定的过失犯罪；
他积极赔偿并获谅解，体现悔罪态度；
法院已就新罪名听取控辩双方意见，程序保障到位。
李荣维律师认为，若因“没走检察院流程”就剥夺被告人从宽权利，反而违背了认罪认罚制度“鼓励悔罪、化解矛盾”的立法初衷。
现实中，不少当事人因不了解规则而错失从宽处理机会。李荣维律师提醒：
“我不认检察院的罪名，就不能认罪认罚”？错！
只要你承认事实，并愿意接受法院依法认定的罪名和刑罚，依然可以构成“认罪认罚”。
“庭后才认，不算数”？不一定！
若庭审已查明事实、听取意见，庭后补充认罪认罚且悔罪表现明确，法院可不再开庭，直接作为量刑情节考量。
“赔了钱就一定能缓刑”？别想当然！
赔偿是“认罚”的重要表现，但是否从宽、能否缓刑，还需综合犯罪性质、后果、主观恶性等判断。本案因造成重伤，故未适用缓刑。
“认罪认罚不是‘走过场’，而是司法对真诚悔罪者的制度回应。关键在‘真悔’，不在‘早签’。”李律师强调。
抗诉机关认为：“认罪认罚应由检察院主导，法院不能越权。”但二审法院明确驳斥了这一观点。
李荣维律师解释：
“刑事诉讼法第15条和最高法《刑诉法解释》第356条都规定：被告人在审判阶段认罪认罚的，法院可以依职权适用从宽。尤其在‘指控罪名错误’的情况下，若强行要求被告人‘认一个他不认同的重罪’才能从宽，既不公正，也不合法。”
本案中，法院通过庭审、书面征询等方式，已充分保障控辩双方对新罪名的辩论权。蒋某某在律师见证下自愿接受判决，程序完全合法。
高空抛物害人不浅，法律必须严惩。但若行为人确属过失、事后全力补救、真心悔罪，司法也应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。
本案判决传递出清晰信号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是检察机关的“专利”，而是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的权利保障机制。法院有权、也有责任在查明事实基础上，主动适用该制度，实现惩罚与教育的统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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