#故意杀人罪 #DNA证据 #第三人生物痕迹 #排除合理怀疑 #死刑复核
本文解析一起因现场检出“第三人DNA”引发重大争议的命案：被告人甲在出租屋内与卖淫女乙发生性关系后争执，将其掐死。警方在现场多处物证（烟蒂、避孕套、橘子核）中检出除甲、乙外两名男子（B、C）的DNA。一审、二审仍认定甲单独作案，判处死刑。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：B系前租客，其DNA因环境残留与水渍污染扩散；C系乙此前嫖客遗留体液，未到过现场。综合全案证据，可排除他人参与，核准死刑。此案精准示范了如何科学审查DNA“混杂证据”。
2011年1月25日，被告人甲（有两次盗窃前科）在浙江安吉某出租屋内与58岁卖淫女乙发生性关系。后因琐事争执，甲为阻止乙呼救，用手掐其颈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，并用绳子捆绑手脚、布条封口后逃离。
案发次日，甲被抓获，对犯罪事实始终供认不讳。但侦查发现：
现场烟蒂、避孕套、水杯、橘子核等多份物证中，检出甲、乙及两名未知男子（B、C）的混合DNA；
其中，乙右乳头擦拭物中检出甲与另一名排除B的男子C的混合DNA。
甲辩称无杀人故意，辩护人请求精神病鉴定。一、二审均认为甲构成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。最高法复核后核准死刑，并详细论证为何不能因第三人DNA存在而否定甲单独作案。
当案发现场检出除被告人与被害人外第三人的DNA，是否意味着可能有共犯？
——如何区分“生物痕迹残留”与“实际参与作案”？
DNA证据需结合时空背景综合判断，不可孤立采信
最高法强调：DNA虽具科学性，但**“鉴定意见”不等于“定案结论”**，必须审查其形成原因、污染可能及与其他证据的印证关系。
男子B（前租客徐某）的DNA可合理解释为环境残留
时间关联：徐某于2010年12月底退租，案发于2011年1月25日，仅隔25天，出租屋内遗留其生物痕迹（如唾液、皮屑）属正常；
污染路径：现场地面有明显水渍，DNA可通过液体扩散附着于烟蒂、避孕套等物品；
无作案时间：徐某案发时已回云南老家过年，多名亲属证实其不在浙江；
无作案动机：与被害人素不相识，无任何利益冲突。
男子C的DNA系被害人此前性行为遗留，未到过现场
C的DNA仅出现在乙右乳头，未在其他现场物证中检出；
乙系职业卖淫女，当日通话记录显示其曾联系多名嫖客；
法医专家指出：卖淫女性常不及时清洗，体表可长期携带前嫖客生物物质；
因此，C极可能是乙案发前接待的嫖客，与本案无关。
多项证据印证系甲单独作案
邻居证言：案发时段无人进出出租屋；
尸体检验：扼颈致死，甲（41岁壮年男性）完全有能力单独实施；
指甲DNA：乙十指指甲中仅检出甲与自身DNA，无第三人搏斗痕迹；
供述稳定：甲从归案至复核，始终称一人作案，细节与现场高度吻合。
💡 核心观点：
“DNA不是幽灵，它不会凭空出现，也不会自动证明犯罪。” 第三人DNA的存在，可能是“过去的影子”，而非“现在的凶手”。
本案是科学证据与经验法则结合的典范。法院没有因DNA“混杂”就动摇定罪，而是通过时间线、空间封闭性、行为逻辑三重验证，排除共犯可能。
对辩护而言，若遇类似“第三人DNA”指控，应重点质疑：
DNA提取是否规范（有无交叉污染）；
第三人是否具备作案时间、动机、能力；
其生物痕迹是否可通过非作案方式（如前住户、性伴侣）合理解释。
同时提醒：不能因DNA复杂就要求“绝对纯净”。现实犯罪现场本就存在多重生物信息叠加，关键在于能否建立“被告人—犯罪行为”的排他性联系。
对侦查机关：
提取生物检材时应同步记录环境状况（如水渍、灰尘），并尽快固定原始状态，避免污染导致误判。
对检察机关：
审查DNA报告时，应要求鉴定机构说明混合图谱的形成机制，并评估是否存在环境残留或转移可能。
对审判机关：
遇到“第三人DNA”时，应启动专家辅助人制度，邀请法医、物证专家出庭解释DNA分布规律，避免“唯数据论”。
当前DNA证据审查仍依赖个案经验。建议：
在《死刑案件证据规定》中增设“混合DNA解释规则”，明确“若第三人无作案时空条件，且其痕迹可通过合理途径解释，不得视为共犯证据”；
推广“现场生物痕迹时间衰减模型”，通过实验数据评估前住户DNA在数周内的存留概率；
建立“卖淫女体表生物库备案机制”（在合法合规前提下），辅助区分案前与案中接触者。
注：本案虽检出第三人DNA，但因全案证据链完整、矛盾可合理排除，最高法依法核准死刑，体现了“疑点不等于合理怀疑”的司法理性。
李荣维
北京市昌久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 律师
电话：13578084131（微信同号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