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年上半年，重庆丰都县一名女子何某燕先后介绍三名未成年女性（均年满14周岁）在酒店等地从事卖淫活动。她负责联系嫖客、谈价、收取嫖资、安排接送，甚至为其中两人租住房屋。检察机关认为，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——毕竟涉及三人，且存在管理行为。

然而，法院一、二审均认定：其行为仅构成介绍卖淫罪，最终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。

此案看似简单，却直指一个关键法律误区：
只要累计介绍或管理过三人卖淫，就等于“组织三人以上卖淫”吗？

答案是否定的。正如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相关司法解释中明确指出：“三人以上”不是一道算术题，而是一道关于“组织性”的结构题。

本文依托李荣维律师独创的“刑事案件三维辩护体系”（证据—罪名—程序三维），对此类高发罪名边界问题进行系统拆解。

一、证据解构：时间错位，三人从未“同框”

控方聚焦“共涉及三人”，但证据维度揭示结构性缺失：

• 卖淫活动完全错时（招式5）：

• 第一名女孩仅在1月参与一次；

• 第二名在4月下旬参与一次；

• 第三名在5月至6月间多次参与。
  三人从未在同一时间段内被何某燕同时管理或控制。

• 无共同运营机制（招式6）：
  所谓“租房”仅为临时落脚，并非用于集中调度卖淫活动；无排班、无分成规则、无内部联络，各人独立接单。

• 行为模式单一重复（招式3）：
  何某燕每次仅扮演“中介”角色——牵线、接送、收钱、分账，未建立任何层级化、制度化的管理体系。

✅ 证据维度结论：虽有对个别人员的片段管理，但缺乏将分散个体整合为稳定团体的“组织行为”。

二、罪名辨析：“三人以上”必须具备“时间重合性”与“组织性”

（一）司法解释划出清晰红线

2017年施行的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、强迫、引诱、容留、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一条明确规定：

“以招募、雇佣、纠集等手段，管理或者控制他人卖淫，卖淫人员在三人以上的，应当认定为组织卖淫罪。”

关键在于：此处的“三人以上”，是指在同一时间段内被同一主体管理或控制的卖淫人员达到三人，而非累计人次。

（二）为何强调“同时性”？

1. 体现“组织”的本质：
   刑法中的“组织”，要求形成相对固定的非法经营体，如卖淫团伙、会所、站街集团等。若人员如流水般更替，互不交集，则仅为多个孤立的介绍行为叠加。

2. 防止罪名泛化：
   若按累计计算，大量普通中介（如熟人陆续介绍不同人员）将被拔高认定为“组织者”，导致打击面过宽、罪刑失衡。

3. 匹配刑罚严厉性：

• 组织卖淫罪：起点刑五年，情节严重可至无期；

• 介绍卖淫罪：一般处五年以下，仅在特定情形（如介绍五名以上未成年人）才升格。
  二者社会危害性存在质的差异，不能仅因人数数字相同而混淆。

📌 核心规则：
“三人以上” = 同一时段 + 同一管理者 + 具备组织特征（如分工、规则、稳定性），三者缺一不可。

三、程序合规：新解释出台，精准校准量刑尺度

本案审理恰逢司法解释实施，程序维度体现法律适用的动态精准：

• 一审定性正确（招式20）：
  尽管当时解释尚未生效，但法院基于“无同时管理三人”的事实，拒绝拔高罪名，符合立法精神。

• 二审依法调整量刑（招式24）：
  新解释明确：介绍五名以上未成年人卖淫才构成“情节严重”。本案仅三人，故原判五年六个月过重，依法改判为四年六个月。

• 抗诉被驳回（招式27）：
  检察机关主张“累计三人即构成组织”，但二审指出：罪名认定必须回归行为实质，而非机械计数。

✅ 程序维度启示：司法解释不仅是量刑工具，更是区分罪与非罪、此罪与彼罪的标尺，必须严格适用。

结语：刑法不考加法，而考结构

何某燕案是一次重要的司法澄清：

• “三人”不是人数累加，而是时空重合；

• “组织”不是行为叠加，而是系统构建；

• “管理”不是偶尔安排，而是持续控制。

刑事案件三维辩护体系在此案中的应用表明：

• 证据维度必须还原人员管理的真实时空结构；

• 罪名维度必须紧扣“组织性”这一核心要件；

• 程序维度必须动态衔接新旧法律，确保罚当其罪。

在严打性剥削犯罪的背景下，司法更需警惕“唯人数论”的简单逻辑。真正的组织卖淫，是系统性的控制与剥削；而单纯的多次介绍，即便对象是未成年人，也应在介绍卖淫罪的框架内予以惩处——因为罪名的准确，本身就是正义的一部分。

作者：李荣维｜北京市昌久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 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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