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9年4月，河南洛阳发生一起震惊社会的恶性案件：无业人员牛旭旭纠集张延明、郭华涛等人，预谋绑架一名13岁初中生勒索钱财。因被害人亲属及时报案，四人未敢索要赎金，竟合谋将孩子掐死后焚尸灭迹。

一审、二审均判处三名主犯死刑。但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改判：核准牛旭旭、张延明死刑，改判郭华涛死缓并限制减刑。

此案引发核心争议：
在多人共同致死一人的极端暴力犯罪中，如何精准适用死刑？是否必须“一命抵多人”？

本文依托李荣维律师独创的“刑事案件三维辩护体系”（证据—罪名—程序三维），对此类死刑政策适用难题进行系统拆解。

一、证据解构：谁主导？谁动手？谁悔罪？

控辩双方对基本事实无异议，但证据维度揭示关键差异：

• 行为分工还原（招式5）：

• 牛旭旭：犯意提起者，全程策划，租赁车辆、购买假牌、指认目标、决定杀人、出资购工具；

• 张延明：组织协同者，单独租车、准备手铐、多次踩点、参与决策杀人、按住被害人协助行凶；

• 郭华涛：被纠集执行者，按指令购买假牌、推人上车、在他人授意下动手掐颈，事后配合焚尸埋尸。

• 供述稳定性比对（招式3）：
  张延明多次翻供，避重就轻；郭华涛归案后始终如实供述，并带领警方指认埋尸地点，使关键物证得以提取。

• 前科与劣迹审查（招式6）：
  牛旭旭系累犯（抢劫、故意伤害前科）；张延明另涉贩卖毒品罪，系毒案主犯；郭华涛无任何前科，系初犯。

✅ 证据维度结论：三人虽均为主犯，但主观恶性、人身危险性、悔罪表现存在显著梯度。

二、罪名辨析：死刑不是“平均分配”，而是“精准打击”

（一）政策红线：多人致死一人，原则上只杀“最重者”

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》第31条：

“对于多名被告人共同致死一名被害人的案件，应严格控制死刑适用人数，一般只对罪责最重者判处死刑。”

本案虽属“情节特别恶劣”，但不宜突破“少杀、慎杀”底线。若三人皆杀，既无必要，亦违背政策精神。

（二）罪责排序：从“组织力”到“悔罪力”的综合评判

📌 核心规则：

• 组织者 > 实行者；

• 有前科 > 初犯；

• 拒不认罪 > 真诚悔罪。

郭华涛虽直接动手，但系在他人决意后被动执行，且其指认尸体对破案具关键价值，符合“可不立即执行”条件。

三、程序合规：死刑复核是生命权的最后一道闸门

本案凸显程序维度对死刑裁量的纠偏功能：

• 量刑建议审查（招式20）：
  一审简单以“手段残忍、后果严重”判处三人死刑，未充分区分罪责梯度。辩护律师在复核阶段提交罪责对比分析报告，推动最高法重新评估。

• 死刑复核介入（招式26）：
 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精细化事实比对，认定郭华涛“作用略次”“认罪态度好”，依法改判死缓，并附加限制减刑，实现“罚当其罪”与“宽严相济”的平衡。

• 诉讼权利保障（招式24）：
  若未及时提出郭华涛的指认尸体、无前科等情节，可能错失免死机会。专业辩护必须贯穿侦查至复核全过程。

✅ 程序维度启示：死刑复核不是“走过场”，而是实质审查生命权是否必须剥夺的关键程序。

结语：死刑的刀锋，必须精准落在最该落的地方

本案的改判传递清晰信号：

• 正义不是“多杀几个”以平民愤，而是精准惩罚最不可饶恕者；

• 宽严相济不是软弱，而是在极端恶行中仍坚守法治理性。

刑事案件三维辩护体系在此案中的应用表明：

• 证据维度揭示罪责梯度，打破“同罪同罚”误区；

• 罪名维度紧扣死刑政策，守住“少杀慎杀”底线；

• 程序维度善用复核机制，为生命争取最后机会。

在未成年人被害的恶性案件中，司法既要回应社会痛感，更要防止情绪化量刑。真正的震慑力，不在于死刑数量，而在于每一次死刑判决都经得起法律与良知的双重检验。

作者：李荣维｜北京市昌久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 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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