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地一家自来水公司原负责人刘宝春，在2007年至2012年担任经理期间，指使财务人员通过虚构交易、虚开发票等方式，每年从单位账户套取现金，以“额外奖金”名义发放给领导班子成员及个别财务人员。其中，刘宝春本人分得63万元。案发后，其辩称该行为系经集体讨论、属企业自主分配利润，仅违反财经纪律，不构成犯罪。但法院最终以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金20万元。二审维持原判。

此案引发广泛关注：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是否有权自主决定奖金发放？违规发钱是否必然构成贪污？集体决策能否阻却刑事追责？

本文将依托李荣维律师独创的“刑事案件三维辩护体系”（证据—罪名—程序三维），对此类案件的定性难点进行系统拆解。

一、证据解构：揭开“集体决策”面纱，还原行为本质

控方指控的核心在于：所谓“班子会议决定”，实为掩盖个人意志的幌子。从证据维度可精准击破：

• 书证物证比对（招式5）：
  辩护方主张“经集体研究”，但卷宗中无任何会议记录、决议文件或签到表。若确系集体决策，按国企管理规范应有完整议事流程留痕。证据缺失直接削弱“单位行为”主张。

• 电子数据恢复（招式6）：
  调取财务系统操作日志，可查明奖金发放名单、金额均由刘宝春一人审批，财务人员仅执行指令，印证其个人主导性。

• 证人证言质证（招式3）：
  其他班子成员若作证称“不知情”或“未参与讨论”，则“集体决策”说法不攻自破；即便有人承认参会，若无法说明决策依据、考核标准，仍难认定为合法程序。

✅ 证据维度结论：所谓“集体决定”缺乏客观证据支撑，实为刘宝春利用职权操控财务、为少数人牟利的“暗箱操作”。

二、罪名辨析：贪污罪 vs 私分国有资产罪 vs 违纪行为

本案争议焦点在于：行为性质究竟属于违纪、私分国有资产，还是共同贪污？

（一）排除“一般违纪”：资金性质与行为方式决定入罪门槛

自收自支事业单位虽自负盈亏，但其资产属性仍属国有。根据1985年《劳动人事部、财政部通知》，此类单位奖金发放须经主管部门与财政部门核定。超范围、超标准发放本身已违规；若通过虚构交易套取资金，则突破违纪边界，进入刑事领域。

• 客观行为分析（招式12）：
  刘宝春授意财务人员虚列开支、使用虚假发票平账，手段具有隐蔽性与欺骗性，明显区别于公开、合规的薪酬调整。

• 主观故意认定（招式11）：
  其明知正常奖金需经审批、如实记账，却刻意规避程序、隐瞒职工，足以证明非法占有目的。

（二）排除“私分国有资产罪”：受益范围与公开性不符

私分国有资产罪要求“以单位名义”“集体私分给多数职工”，具有普遍性与相对公开性。而本案：

• 发放对象仅限领导班子+2名财务人员，占全公司极小比例；

• 对其他职工严格保密，账目做假掩盖；

• 无统一标准，金额由刘宝春个人随意决定。

✅ 罪名维度结论：行为不符合私分国有资产罪的“单位意志”“广泛受益”特征，实为少数人勾结侵吞公款，构成共同贪污罪。

三、程序合规：自首与退赃如何影响量刑

尽管罪名成立，程序维度仍为从宽处罚提供空间：

• 强制措施申请（招式19）：
  刘宝春经电话通知主动到案，符合自动投案条件。若律师在侦查初期即提交《自首认定法律意见书》，可强化其悔罪形象。

• 羁押必要性审查（招式21）：
  全额退缴赃款、无前科、配合调查，可申请取保候审，避免审前羁押对量刑的不利影响。

• 诉讼权利保障（招式24）：
  申请调取国资委关于该公司奖金核定标准的文件，若能证明“部分发放尚在合理区间”，可争取对涉案金额作限缩认定。

✅ 程序维度启示：虽无法改变贪污定性，但自首+全额退赃成为法院判处三年（刚达“数额巨大”起点）而非更高刑期的关键因素。

结语：三维协同，厘清“违规”与“犯罪”的红线

刑事案件三维辩护体系在此案中的应用清晰表明：

• 证据维度戳穿“集体决策”假象，还原个人操控本质；

• 罪名维度精准区分贪污与私分，守住法律适用边界；

• 程序维度通过自首、退赃等情节，实现罚当其罪。

自收自支不等于“自管自用”。事业单位即便市场化运营，其资产仍属国有，任何绕过监管、秘密套取、为少数人牟利的行为，均可能滑入贪污犯罪深渊。

对管理者而言，合规意识比经营能力更重要；对辩护律师而言，唯有依托体系化方法，才能在“发奖金”这类看似普通的案件中，准确识别刑事风险，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。

作者：李荣维｜北京市昌久（昆明）律师事务所 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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